《王首道文集》第106章

对于知识分子问题，我党一向是十分重视的。“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著名论断，充分表达了我党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　后来，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思想，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与革命主力军——工农群众的血肉关系。　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是同党和毛泽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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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对于旧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阶级、历史地位的准确估量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是把大多数知识分子当作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加以看待的。“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我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又先后在长沙修业中学和修业农校读书，并担任过农校的学生会主席，参加过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因此，对于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理，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在延安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重视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反复讲过，知识分子不要以自己有文化而傲视工农分子，工农分子也不能凭着自己出身好而看不起知识分子。　而且在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工农分子知识化。　记得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亲自表扬过胡耀邦等一些同志刻苦认真的学习态度，足见当时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良好的风气。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曾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从而形成了革命运动的高潮。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在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工作中，我进一步认识到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　当时我在陈云、李富春同志直接领导下负责财经工作，为了把解放区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和军工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以支援前线，我们不仅团结和动员了大批国内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且还成功地争取和留用了２０多名日本专家。　有的企业如鹤岗煤矿，由于在民主改革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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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地触犯了一些职员的利益，挫伤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曾给企业的生产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对此，东北局领导非常重视。　陈云同志在１９４８年８月写给中央的报告（即《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中，还专门当作一件大事提出来引为教训。　正是由于当时东北局领导一直坚持执行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使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不仅保证了东北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进一步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使有相当工业基础的东北解放区充分发挥了作为战争总后方的战略作用。
二、任何思想路线上的失误，都将直接影响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密切结合，给革命带来损失
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的路线错误，都直接影响到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执行，从而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对叛变革命的资产阶级右翼采取投降主义，对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使得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同许多工农革命群众一起遭到敌人的杀害。　在这期间，一些知识分子在敌人的血腥镇压和分化瓦解之下，有的颓唐，有的堕落，有的沉沦，有的叛变。　这虽然是他们本人的世界观和思想品质所决定的，但是，错误的路线从根本上阻塞了他们同工农群众的结合也是有重要关系的。　王明等人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广大知识分子采取关门主义态度，把许多热心革命或者在党的争取教育下有可能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统统拒之门外，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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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当作最不可信任的所谓“中间力量”看待，同样阻塞了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为什么党的路线上的失误，首先要危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呢？这是同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由于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们必须依附一个特定的阶级，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成语，形象地说明了知识分子这种特殊地位。　邓小平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也重新提到了这一点，强调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其卓越的作用。　因此，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的“左”倾关门主义态度，或者完全放弃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领导和团结教育工作的右倾取消主义态度，都无法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可以说，如何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同样是捡验党的思想路线是否端正的一项重要标准。　对于全党是这样、对于党的一级组织，对于党的领导人都是无一例外的，是检验他们是否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路线的一项重要标准。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有着更加重要的地位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也有了显著变化。　首先，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一支主要依靠力量，广大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一道，同样成了新中国的主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已经同全国解放前有了根本的不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干部、国营企业和国家科研文教单位的工作人员。　因此，１９５６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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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显然，如果再把他们当作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那就完全不符合历史现实了。　其次，随着党的中心任务从革命武装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作为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的知识和知识分子，具有了更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如果还像革命时期那样，只是要求他们在阶级斗争中作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而不重视发挥他们在发展现代化生产和科学文化事业方面的重大作用，那就远远不够了。　建国以来，我们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都是与以下两个基本认识问题密切相关的。　一是沿袭了历史上“左”的错误认识，总是习惯于把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扯到一起，视之为异己力量。　二是总喜欢片面地在政治思想上对知识分子求全责备，甚至吹毛求疵，对于他们在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科学文化方面是否做出什么贡献，反而不予认真看待，不能如实地把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看作是重要的政治表现。　结果是写不完的检讨，搞不完的改造，荒废了业务，贻误了工作。　这是同多年来我们未能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时把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失误有着密切关系的。　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地实现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以后，突出地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完全是理所应当的。
四、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密切结合共建四化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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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处境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与党的要求，与经济建设事业的需要相比，做得还是很不够的。最近我到各地访问中，听到和看到不少经过初步改革的农村和基层单位，在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方面的生动事例，感人至深。“三请诸葛”的故事一向被传为美谈，今天，类似的故事也很多。　如江苏省丹阳县建山乡党委书记四次登门敬请一位在家养病的教师，出来支援该乡电视机元件厂搞技术革新。　在这位教师的帮助下，电视机元件厂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只变压器限温熔断器，并且立即投入生产，只用了２万元就生产出价值２０万元的产品，一下子就把企业搞活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位教师在群众心目中也成了“活诸葛”。北京农业学院李燕生副教授精心指导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试种国外高档蔬菜获得成功，并大力推广，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也被农民群众誉为“活财神”。但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