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文集》第109章


中不产生任何副作用,或者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影响不采取坚决措施加以抵制,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总之,实事求是是我们做一切工作,思考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则。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并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加以完善,从而丰富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
(原载《学习与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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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闻道 终身不渝——怀念张闻天同志
1985年3月
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由其本人用自己的行动写成的。 我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同志一生光辉的历史,也同样是闻天同志用自己毕生的精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所谱写成的。 闻天同志参加了“五四”运动,在我党建立初期,积极地参加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李立三路线的斗争。 勿庸讳言,此后他也曾参与执行过王明的“左”倾路线。 但是,刚从苏联学习归来,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尚缺乏全面了解的闻天同志,一旦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快就发现了“左”倾路线的许多脱离实际之处,在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时逐步地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终于在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雄辩地证明,闻天同志能够在紧要关头毅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勇敢地站到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一边,决不是偶然的,是通过他艰苦的革命实践,在深刻总结切身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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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熟虑主动地做出的决断。 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一旦认识了真理,便始终不渝地坚持到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 不管是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考验,还是林彪、“四人帮”
的残酷陷害,都丝毫不能动摇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决心。 闻天同志不愧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我同闻天同志开始相识是在中央苏区,而且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在革命武装斗争的整个历史时期——在长征的路上,在延安的窑洞里,在东北根据地的建设中,一直有着广泛的接触。1933年,闻天同志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 我由于受到王明路线执行者的迫害,被无理撤销湘赣苏区省委书记职务,在任弼时、王震等同志保护和支持下调回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当时,王明等人为了推行其宗派主义路线,极力鼓吹什么只有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人才有权参与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因此,这些人在大家眼里也就特别显得盛气凌人。 但唯独其中的两位使人感到有着明显的不同,一位是王稼祥同志,一位就是洛甫,即张闻天同志。 当时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并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在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中间,他同毛泽东同志的接触是很多的。由于他主持政府工作,而实际被排挤出领导层的毛泽东同志还保留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因此开始我只以为他们是一般的工作联系。 但我很快就发现,闻天同志与毛主席还是比较谈得来的,而且在不少问题上,闻天同志与博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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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看法有很大不同。 对我印象较深的是以下三件事。一是在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的问题上,闻天同志与博古等人的“左”倾关门主义态度有着明显的差别,他主张应同十九路军做某种形式的配合。二是对1934年广昌战役的问题,闻天同志表示了对“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战略的极大的怀疑和不满。 在他当时发表的有关文章中或谈话中,都曾正确地把这一战役的失败归结为战略指挥上的失当,抨击了李德、博古“分兵把口”
、“保垒主义”之类的错误主张。 三是学习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始切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为此,闻天同志曾把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江西兴国、瑞金等地进行农村基层政权的调查资料,归纳到他的文章中,写成苏维埃基层政权的调查报告,其中不少方面吸取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观点。开始长征以后,我担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部主任,直接负责保护和照顾中央首长的工作。这时,闻天同志同毛泽东、王稼祥同志经常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互相谈心。 他们谈的中心内容是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 稼祥同志有时非常气愤地指斥李德,闻天同志较多地谈到他同博古的争论,毛泽东同志则经常耐心细致地分析“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原则错误。 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闻天同志把遵义会议前长征途中的这段经历,称作是“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3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我以为这种看法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此,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在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的同时,推举闻天接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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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同志的书记职务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说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的转变是真诚的、自觉的,这不仅是在于他在遵义会议前有着切实的转变过程,而且更在于他在遵义会议以后一直表现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曾较长时间担任中央秘书处处长,闻天同志则以中央书记身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中央的许多会议是他具体主持的,许多文件是他参与起草的。 在工作中给人突出的印象是他非常尊重毛泽东同志,重要事件都要事先征求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反复领会其意图。 同时也认真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仔细阅读下边同志的报告,并认真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 我深深体会到,闻天同志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决不满足于一般的服从照办,而是力求通过基层的执行情况和自己的亲身实践来真正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实质。 毛泽东同志经常说,闻天同志作风民主,态度谦虚,工作扎实,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称赞闻天同志的民主作风好,还曾经开玩笑说洛甫真是位“开明君主”
,而称他的夫人刘英为“娘娘”。
闻天同志胸怀开阔,勤奋好学的精神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他在延安花了很大的精力主办马列学院,他亲自担任教学,并要许多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讲学。 我记得当时中央机关组织读书小组,我参加了,大家将《资本论》第一卷通读、讨论了一遍。 在通读过程中遇到难懂的问题时,闻天同志都耐心解释。 在组织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时,他亲自参加并和艾思奇、杨超等研究毛主席哲学思想问题,由杨超写了哲学笔记。 我记得我当时读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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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许多问题请教闻天同志,他都为我详细解答。 所以,闻天同志是我亲密的老师和领导者。闻天同志实事求是,勤于调查研究和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优良作风,在东北工作期间表现得很突出。日本投降后,我们差不多同时到了东北。 我一直在陈云同志直接领导下做财经工作,闻天同志则只是在初期和后期担负过这方面的领导工作,中间大部分时间是负责合江省委的工作。 但是,根据当时东北根据地建设的实际需要,并考虑到全国解放后经济建设任务必将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因而闻天同志在抓好省委全面工作的同时,特别重视财经工作,亲自做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制定措施,摸索规律。1948年9月,他代东北局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 在这篇《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实际存在的5种经济成分及无产阶级国家应采取的政策。 同年11月6日,中央在给东北局的复文中说:你们发来的提纲很好,我们再加修改后准备分发全国各解放区,并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 我认为闻天同志起草的这个提纲,对于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方针的制定是起到了重要的准备作用的。全国解放后我到了湖南,闻天同志开始协助周总理领导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我们之间就很少接触了。 但我清楚地知道,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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