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震撼》第48章


至此,整个东侧室已发现了四位夫入的共五枚有文字的印章。这些印章的出土,为研究象岗古墓的葬制以及南越国的后宫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夫人”称谓因时代不同而异。《汉书·外戚传》载:“汉兴,因秦之称号……适称皇后,妾皆称夫人。”诸侯王妻称工后,妾亦称夫人。这样的称谓,在《史记》、《汉书》中屡见。例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云:“淮南王王后茶”,“衡山王赐,王后乘舒”;《史记》、《汉书》两书都在暇南越(粤)列传》中载,南越王婴齐嗣位,“上书请立缪氏女为后”;《汉书·武五子传·燕刺王刘旦》载,刘旦“迎后姬诸夫人之明光殿”等,这些记载皆可为证。由此可以推知,象岗古墓出土的印文中四位夫人身份,皆为南越王后宫的姬妾。而关于这四位夫人,又分为右、左、泰夫人或其他名号,只不过是反映封建等级制度而已。汉时贵右卑左,故称所重者为右。据《汉书·灌夫传》载:“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搜。贵戚诸势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贫贱,尤益礼敬,与钓。”颜师古注:“右,尊也;左,卑也。”又如《史记·陈相世家》载:“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垂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承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承相,位次第二。”这个左右承相的调换,又可证右尊左卑。南越国的宫室百官礼仪制度皆仿效汉朝,当亦以右为尊。从四枚夫人印来看,右夫人是金印,印文称“玺”,其他三夫人皆婆金铜印,印文称“印”,可见右夫人在诸夫人中应居首位。但汉廷后宫的夫人皆直呼其姓,如高祖的戚夫人,武帝的李夫人;或以其爵位称之,如武帝的尹婕好,成帝的赵昭仪,并没有“右夫人”、“左夫人”这样的称号。夫人分左右的事例仅见于《汉书·西域传下·乌孙传》,内有“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照汉人的理解,细君为右夫人,地位应在匈奴女左夫人之上,其实不然。《史记·匈奴列传》载:“置左右贤王……匈奴谓贤日‘屠看’,故常以太子为左屠普王。……其坐,长左而北乡”,“其座北向,长者在左,以左为尊也”。。鸟孙与匈奴同俗,长期服属匈奴,亲匈奴疏汉廷,当亦以左为尊。汉武帝时,乌孙对汉廷的态度有所改变,“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但仍不敢得罪匈奴。乌孙昆莫以汉女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这可以看做是乌孙对汉朝和匈奴采取“对等外交”的一种手段。既尊重汉人尚右,又尊重匈奴人尚左的制度,可谓不偏不倚,汉廷与匈奴双方都无法挑剔。
象岗古墓“右夫人玺”出土之后,在引起世人瞩目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学术论争,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右夫人”应是墓主的正妻。其立论的依据,除了误解乌孙昆莫的右夫人为“第一夫人”和随意发挥汉人“贵右卑左”观念以外,另一重要理由是,右夫人独有黄金印,印文称玺;其他三位夫人却是夔金铜印,印文称印,以此作为划分妻妾的依据。这个论断公之于世后,立即遭到了包括麦英豪、黄展岳等众多学者的反对。按麦英豪等人的观点,以上看法混淆汉制“适称皇后(王后),妾皆称夫人”的界限;而更重要的是,任何历史时期(包括汉朝)并不存在殉妻制度。四位夫人同殉葬于东侧室,右夫人除了有比较华丽的组玉佩和较多的随葬品以外,很难看出她同另外三位夫人有什么区别,所以也很难用“合葬”来解释。而汉代印文称玺,仅见于帝、后及部分诸侯王,右夫人印文称玺,确属罕见。这只能看做是南越国后宫制度的一种特殊现象,而不能作其他附会和猜测。
当右夫人、左夫人的名次已被考订以后,另外两位即泰夫人和口夫人的身份也就不难推断了。泰通大,即大夫人,位次似在左夫人之下。口字,字迹已极模糊,经考古人员仔细观察,发现左旁为“邑”,右旁似“音”,铃印当为“部”字。如果这个观察结果不误,此印文就应是“部夫人印”。部,小阜。《说文通训定声》有“部,假借为培”。《风俗通义·山泽·培》载:“部者,卑之类也。今齐鲁之间,田中少高印,名之为部矣。”引申可作少、小解。夫人称部,其义称部,其义或许即少夫人之谓。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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