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大策略》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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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打破浪漫病
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样的,然而方法异样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一六零零至一九零零年当中,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都有严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科学时代”。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高明,但方法很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著《毛诗古音考》《唐宋古音考》等些书。他的方法是很精密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顾亭林、阎百诗等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究音韵学,他的方法是用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从《诗经》本身来举证,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伪、文章的来源。
一六零九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波兰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做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维(Hudvey)、牛顿(Newton),还有显微镜发明者像黎汉豪(Leeuwenhoek ),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的时候,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东西文化,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如翻考《尔雅》,诸子百家;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绩。黎汶豪是以凿钻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顿是以木、石、自然资料来研究天文学,像现在已经把太阳系都弄清楚了。前几天报上宣传英国天文台要与火星通讯,像这样的造就实在可怕的。十八、十九世纪时候,西方学者才开始研究校勘学,瑞典的加礼文他专攻校勘学,曾经编成《中国文字分析字典人像他这个洋鬼子不过研究;四、五年,而竟达到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校勘学成绩。加礼文说道:“你们只在文字方面做工夫,不肯到汉口、广东、高丽、日本等地方实际考查文字的土音以为证明;要找出各种的读法应当要到北京、宁波,……等地去。”这可证明探求学问方法完全是经验的,要实地调查的。顾亭林费许多时间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结果走错了路。
刚才杨教务长问我怎样医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说:浪漫的病症在哪里?我以为浪漫病或者就是“懒病”。你们都是青年的,都还不到壮年时期,而我们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戏”了。现在我们无论走那条路,都是要研究微积分。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我们要多做些实验工夫,要跟着西洋人走进实验室去。至于考据方面就要让我们老朽昏庸的人去做。黎汶豪的显微镜实在比妖怪还厉害,这是用无穷时间与时时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结果。十九世纪时候,法国化学师柏土多(Pasteur)
在显微镜下面发现很可怕的微生物。他并且感受疯狗的厉害,便研究疯狗起来。后来从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祟,神经系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制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给疯狗咬着的人。
但是当时没有胆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别的动物身上试验看看。在那时候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给狗咬伤,去请医生以活马当作死马医治,果然给他治好了。
还有一位俄人,他给狼咬着他,就发明打针方法。法国酒的病,蚕的病亦给显微镜找出来了;欧洲羊的病,德国库舒(Kch )应用药水力量把羊医好。像蚕病。醋病与酒病治好后,实在每年给法国省下来几千万的法郎。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有五十万万之巨额。然而英国哈维(Harvy )尝说: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把法国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像酉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一说。“六零六”药水,是德国医生Erlich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试验研究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韧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然而英国哈维(Harvy )尝说: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把法国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像酉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一说。“六零六”药水,是德国医生Erlich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试验研究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韧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
研究社会,当然和研究社会学的方法有关系。但这两种方法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会学所研究的是社会状况;社会问题是研究个人生活状况。社会学是科学的,是普遍的;社会问题是地方的,是特别的。研究这两样的倾向既然不同,那研究的方法也该有区别。
再者,社会学的目的有两样:第一,要知道人类的共同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在社会里头,能不能把人类社会的普‘通道理找出来。第二,如果社会里的风俗习惯发生病的状态,应当用什么方法去补救。研究这两个问题,是社会学的目的。但我们研究社会问题,和他有一点不同。因为社会问题是特别的,是一国的,是地方的缘故。社会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知道要等到社会里某种制度有了毛病,问题才能发生出来。如果没有毛病,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好像走路、呼吸、饮食等等事体,平时不会发生问题,因为身体这时没有病的缘故。到了饮食不消化或呼吸不顺利的时候,那就是有病了。那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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