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思维》第134章

然而，尽管有上述著作的全部价值，还不能给列维－布留尔造成国际声誉。是他的“原始思维”的研究才给他带来这种声誉的。
在１９２９年为讨论这个问题而召开的“法国哲学
①列维－布留尔的这部著作有汉译本，题为：雷维不鲁尔著《法国哲学史》（彭基相译，１９２４年２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者注②Ａｎａｌｅｓｄｅ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ｄ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１９０４，ｖ。
１０。
③参看基尔波金：《塔尔德社会学的阶级和方法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１９２６，６）。
J④参看杰列日尼科夫：《杜尔克姆论社会学的对象和方法》（共产主义科学院通报，１９２９，第３０册，第１５９页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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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会议上，列维－布留尔回顾了使他从近代欧洲哲学史的研究转向”自然民族“的思维的研究的两个情况。著名汉学家艾道尔德。沙文（Ｅ。
Ｃｈａｖｎ－ｎｅｓ）
把他从汉文译成法文的《司马迁的史记》①一书寄赠给他：这位中国史家的独特的、与欧洲背道而驰的思维方式使他大为惊讶。
弗莱节尔的皇皇巨著《金枝》又把他引到更为离奇的思维习惯的世界中。结果，列维－布留尔醉心于人种志学材料的研究，其成果则是他在１９１０年的“划时代”的巨著《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２１）。
从那时起直到今日，列维－布留尔一直不倦地研究着原始思维。
１９２２年他出版了《原始人的心灵》（２）
，１９２７年出版了《原始人的灵魂》（２３）。
列维－布留尔的这三部著作构成了一个整体。他在其中的第二部书的序言中说，原来打算把第一部的书名也叫做《原始人的心灵》（Ｌ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ｔé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②，之所以没有这样作，只是因为那时候这些术语（即ｍｅｎｔａｌｉｔé和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还没有通用（２，１）。实际上，在这三部著作中都是研究的“原始思维”
（２，１）
，这种研究涉及了它的一切方面，采用了多样的术语。杜尔克姆用过“前概念”
（Ｐｒéｎｏ－ｔｉｏｎ）这个术语，那时他是想表现一种不借助科学而形成的因而是培根（１５６１—１６２６）
早就预告过的那些“偶像”
或偏见之一的概念。
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社会实在说来是没有概念的，它
①ＣｈａｖｎｅｓＥ。
Ｌｅｓ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ｄｅＳｅ－ｍａ－Ｔｓｉｅ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９５—１９０５，ｖｏｌｓ１—５。
②俄译本把“ｍｅｎｔａｌｉｔé”一词译成“思维”。——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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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有这样一些“前概念”或者一些彼此间不是由认识的内涵而是由情感意志的（情感运动的）
内涵联系起来的判断。
他在自己的第三部著作中研究了人们关于“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和自己这个人”的那些“有条件地叫做原始的”
“前概念”
（２３，１）。他在第二部著作中分析了几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原始因果关系的“前概念”。
至于第一部著作，则其中不仅研究了原始思维在语言、记数、各种制度中的表现，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打算从总的方面来解释“原始思维”的“工作假说”
（第４２８页）。
为了避免误解，必须牢记：列维－布留尔根本没有提出全面研究原始思维的任务。他只是对“低级社会”的“集体表象”感到兴趣，而且就是从对这些表象的分析来开始自己的著作（参看第５—６页）。
“集体表象”的概念构成了杜尔克姆的全部社会学体系的基础，列维－布留尔借用了这个概念。
但是，列维－布留尔借用它时，却善于克服杜尔克姆的社会学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皮亚杰（Ｋ。
Ｐｉａｇｅｔ）
（３１）在把塔尔德和杜尔克姆作比较时，指出前者把社会归结为个体，而后者则相反。皮亚杰认为，事实上“既没有自在的个体，也没有自在的社会”
，他称赞列维－布留尔善于凌驾塔尔德和杜尔克姆之上提出问题。
实际上，列维－布留尔是否认存在着“某种不同于构成社会集体的各个体的集体主体”
（第５页）。而杜尔克姆却相信这种“集体主体”——“集体表象”的负荷者。
杜尔克姆的这个形而上学的“集体主体”使他不能理解各种“社会类型”中集体表象的变化的全部力量（杜尔克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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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存在着各种“社会类型”）。
１９０６年，杜尔克姆和他的外甥毛斯一起研究了“分类的某些原始形式”
，正确地看出了其中的“集体表象”的变种。
然而，他们得出结论说，“原始分类并不是不同于最文明民族所使用的那些分类的特殊怪事；相反的，它们似乎是与最早的科学分类衔接着，没有不间断性的中断。实际上，尽管在某些方面它们与后者有深刻的差别，但它们仍然是不停地拥有后者的全部本质特征。”
（１０，６）。
所以，杜尔克姆认为各种社会类型的范畴之间没有质的差别，只有量的差别。他的抽象社会（实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块碎片）披上人类社会的形形色色的外衣，制约着人类精神的统一、不变性。
列维－布留尔研究集体表象，却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
他宣称：“不同的思维样式将与不同的社会类型相符合。”
（第２０页）
他在用生物学对不同的种的研究作比较时，要求“摈弃用同一个不变的逻辑的和心理的机制来解释一切集体表象”。
“如果实际上存在着一些结构上彼此不同的人类社会，如象无脊椎动物与脊椎动物的不同那样，那么，对集体思维的各种类型的比较研究，其对于人类学的必要，并不亚于比较解剖学和生理学之对于生物学的必要。”
（第２１页）对列维－布留尔来说，这些质的差别的存在，并不妨碍承认，由于“存在着一些为一切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特征”
，因而一切社会中的“高级智力机能”
“具有某种共同的基础。”
（第２０—２１页）遗憾的是，列维－布留尔没有足够注意地揭示出这种阐明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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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他仅仅指出了一切生物或者至少是一切动物的“基本机能相同”以及各种“器官”或“结构”的不同（第２０页）。
上面提过的皮亚杰（３１）解释了列维－布留尔的这种区分：“在一切进化边缘上，机能可以仍旧是共同的，但结构或器官则可改变。例如一切生物都有同化作用，这是不变的机能，是生命的基础。
然而，一些生物有胃，另一些则没有。
同化作用的器官（结构）
可以有无穷的变化。“
皮亚杰同时指出，列维－布留尔从结构（即集体表象）方面研究原始思维，比从机能（它们是相同的）方面来研究的要多得多。
我们可以补充一句：杜尔克姆则相反，他仅限于后者。
因此，列维－布留尔的片面性比杜尔克姆的片面性要好得多，因为列维－布留尔靠了这种片面性克服了人类精神的形式逻辑的同一原则。
列维－布留尔虽胜过杜尔克姆，但却不能超越他那时代的社会学水平。应当着重指出，列维－布留尔在其第一部著作（１９１０年）
中肯定地宣称：“比较研究正遇着暂时不能克服的困难”
（第２１页）。
不仅在这部著作中，而且在他的第二部著作中他也补充说，他只是提供了一个“试论或者引论”
，因为确定社会类型和确定与之相应的思维类型一样困难（第２１页）。不但第一部，就是他的后两部著作也都只是“对于在文化落后的民族中……集体表象所服从的最一般规律的初步探讨。”（第２１页）
列维－布留尔并不满足于确定一个明确的“思维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