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我误解你了吗》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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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的南京，弥漫着一种颓败和绝望的气氛。国民党宋希濂部挡在城门，却挡不住潮水一般的残兵败将。十几名日军在教堂发现了无数难民，其中还有大量的中国军人。日军恐惧地大叫援兵，可中国人根本无意抵抗，麻木呆滞地举起了双手……
2011年5月11日，中国导演陆川拍摄的影片《南京！南京！》在美国纽约正式公映。同时，中国导演张艺谋拍摄的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金陵十三钗》进入尾声，该剧由中美影星参演，制作费超过6亿，这让被《南京！南京！》触动的日本右翼人士神经还未安定下来，又再一次让他们觉得坐立不安。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他们的行为模式主要是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而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则是属于“耻感文化”，他们的行为是依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日本人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这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决定了这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待世界的态度，以及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
中国儒家思想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将其中的“耻”单独拿出来做了一番改良，以符合日本社会的传统。日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的信条，也没有中国人那种相信正义的信念。在日本人的眼里，良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实际的价值。所以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原则模糊，对于善良与邪恶，正义与非正义，他们把这些烦恼的问题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他们说是对的，那准没错，那就是标准了！当每个人都遵守相同的行为规范并相互支持时，日本人就会轻轻松松地去干任何事情，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让天皇和国家满意的，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顾忌了，而从来不管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否是人性之恶。
在这方面表现更极端的，要数日本人对被俘同胞的态度。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做俘虏等于背叛祖国，属于大逆不道。
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著有《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一书，中江兆民曾提出了“知耻的自杀理论”，认为“知耻、雪耻、玉碎”是一名武士的人生最高境界，知耻的观念从此成为日本主流社会的行为规范，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一个人最体面的事情就是从容迎接死亡。二战时日本的军人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指示：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日军没有设置一支正规的卫生救护部队，溃退时常常开枪射杀伤员，或让伤员自杀，空军来不及带伞包就升空的事情经常发生。
惟其如此，日本士兵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令人匪夷所思，以至于二战初期，盟军在战场几乎捕不到日本俘虏。在取胜无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不是自杀，就是拉响手榴弹与对方同归于尽。
二战时，美国战地记者罗伯特·谢罗德曾跟随美国海军陆战队经历了太平洋塞班岛上的战役，那里不仅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舰队之战，还发生了最残酷的“自杀”事件。塞班岛是一个日本以南2100公里的火山岛，那里埋伏着3万多日本兵，还住着3万多居民，包括韩国和日本人。在这一战中，日本舰队出动了9艘军舰和430架战斗机；美国出动了15艘军舰和930架战斗机组成的舰队。一场历史上最大的舰队之战即将开始。
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把这场大战戏称为“马里亚那射火鸡大赛”。战事的结果是，日本3艘军舰被击沉，其余，全部撤退，美国全胜。但是，在塞班岛上，战争还未结束，甚至，比预想的更加残酷。
日本的自杀式战术才刚刚开始，誓死效忠天皇的3000名日本士兵连夜冲到了美军前线。他们是从海滩、树林和铁路上来的，带着棍棒和刺刀。是野蛮的、原始的进攻。而且差点儿就成功了。但是他们被炮兵队拦了下来，在炮兵强大的火力攻势下他们失败了。他们跌跌撞撞，“有的撑着拐杖，有的吊着绷带，除了缺胳膊少腿，有的眼还被打瞎了。”他们脱掉钢盔，头上捆着白带，“端着机枪和战刀，有的仅仅拿着绑在竹竿上的刺刀，有的甚至赤手空拳，潮水似地涌向美军阵地”；那些没有力气冲锋的重伤员，则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弹……“整个海面漂满了日本人的尸体”。
美军将坦克车改装成宣传车，到处呼叫：“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然而这些呼叫基本无效果。塞班岛之战，美军作战部队起初十分害怕，继而使他们迷惑不解，后来又使他们憎恶，最后却使许多美军士兵表露出真诚的怜悯。在这次战争中，美军伤亡人数14000人，比之前任何一场太平洋战役都多。在近4万名日本士兵中，只有不到1000人投降，其他39000人都在战场上阵亡了。
更可怕的是塞班岛的日本百姓也开始了大规模地自杀，他们或从崖上跳下，或父母抱着孩子，一家一家走向海里。战地记者罗伯特·谢罗德叙述，有的父亲亲手把孩子的喉咙割开，然后自己跳崖自尽，还有的母亲在分娩的时候把自己溺死了。有的岛民在自杀前还要进行仪式。有的一家人聚在一起，把手榴弹压在胸前，然后拉掉手榴弹的保险针。一个孩子的尸体浮了上来，接着是一个女人，还有一个男人。二战结束后，一位英国将领说，我们经常号召士兵要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一兵一卒，而只有日本人真正做到了。
究其原因，除了甘愿为天皇效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没有任何退路。关于这一点，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这样比较：西方军队面临寡不敌众的局面，在尽了最大努力之后依然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这时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无论作为一个军人或平民，或在他们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而日本军人则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荣誉就是战死到底，在绝望的情况下，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决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会感到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因为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可见，日本军人的爱国，是以生命为抵押的。
曾参加了松山战役的中国第8军第103师老兵回忆说，他真切感受到了日本人的“不要命”——“要说的话，我们打急了也不怕死，可还是和他们不相同。日本兵打起仗来，有一种已经死过了的感觉，像鬼像野兽，反正不像人。和他们打仗就像是和僵尸打架一样，即便打赢了，心里也怕得很……”
那种投入战斗时像“已经死过了的感觉”，在有日本武士道经典之称的《叶隐闻书》中被称为“死狂”，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种在战斗中假定必死而疯狂“求死”的状态，来源于武士道传统，也是一种基于战阵搏杀中生死概率的统计学——据说，在战斗中，越是胆小懦弱者越容易被打死，所以初次上阵的新兵伤亡率惊人。而参透这一规律的老兵，除了比新兵多一份镇静和从容，有的还生出这种疯狂“求死”而寄望于“意外”获生的厮杀技巧。
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自杀事件就是在日本行将战败之际的“神风特攻”行为。日本人准备了几千架自杀飞机和自杀快艇，担任出击任务的飞机只携带单程燃料，而将空余的载重量全部携带炸弹，对敌方军舰的要害的烟囱、机舱、弹药舱等部位进行撞击，达到“一机换一舰”的目的。
为提高“特攻”的攻击效能，日本人还专门研制了自杀飞机“樱花”号。这种飞机装有2吨多重的烈性炸药，日军为了坚定特攻队员们誓死不回的决心，还采取了一个“绝招儿”：飞机的起落架在起飞后会自行脱落。这样，飞行员别无生路，只能拼死搏杀、机毁人亡了。
二战结束的时候，日本海军航空兵已经有2525名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在自杀攻击中送命，日本空军有1387人在攻击中丧命。根据日本的一份正式记录，日本神风特攻队总共击沉了81艘舰只，击伤195艘。根据日本人的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日本自杀攻击给美国军队造成的损失占到80％。根据美国空军的统计，将近2800次神风攻击导致34艘海军舰只沉没，损坏368艘，4900名海军官兵死亡，受伤者超过4800名。
孤注一掷的自杀攻击没能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