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者》第110章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胡耀邦同志高兴地唱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将军跟着唱。全场热烈鼓掌，也是很多人跟着唱，情景极其感人。）
你们这里不叫黄河之滨吗？你们这里也是黄河之滨。下面还有几句，我就不唱了。叫“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当时是1938年。现在，我就把它换那么几个字：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四化的希望，能源的责任，要靠我们打头阵……”（长时间热烈鼓掌）
胡耀邦最后还有一段话，他深情而又期待地对胜利油田的职工们说：“还有半小时我们就要离开这儿了。总而言之，希望你们要做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我祝你们加油干！1989年在天安门上见！
激情澎湃的总书记不曾想到时隔七年后，中国的政坛发生了连他这位总书记都不曾想的一幕。他离开了我们，也离开了石油人，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胜利油田在他的那曲改编的“抗大歌”鼓舞下，捷报频传，每隔十天半月就涌现出一口千吨高产井——
1984年2月23日：桩西10井，日产3635吨
1984年3月15日：郑4井，日产1095吨
1984年5月18日：桩古21井，日产2700吨
1984年5月19日：郑14井，日产1202吨
1984年5月31日：邵4井，日产1117吨
1984年7月1日：桩古9井，日产1085吨
1984年9月12日：桩古15井，日产2023吨
1984年9月27日：桩古14井，日产1076吨
1984年12月16日：桩古25井，日产1087吨
……
真也是神了！如此密集的高产井，大庆不曾有过，中国不曾有过，就是世界上著名的油田也是不多见的。胜利油田的消息传到北京，胡耀邦十分高兴，约将军和康世恩，在中南海自己家里请李晔吃饭。饭后，总书记又委托将军出面主持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请胜利油田的领导干部吃饭事宜。
3月28日，余秋里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在人民大会堂请胜利油田的领导干部吃饭。参加的有王震、姚依林、陈慕华、郝建秀、康世恩、王丙乾、宋平等人。石油部长唐克同志陪同参加。席间，将军说：总书记告诉我，要我代表政治局继续分管石油。王震不愧为沙场老将，指出：在搞第二个大庆问题上，小心有人吹冷风。像这个房子里一吹冷风，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受不了，就会感冒，就得住医院，弄不好还得送了老命！……不知老将军何所指？其实，这两顿饭吃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并不重要。而它再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胡耀邦对胜利油田创建第二个大庆的关切。
后来有人批评“十来个大庆”是典型的“假大空”。李晔等“老石油人”坚持认为要把这事说说清楚：首先是不宜随随便便地就给搞石油的人戴上“假大空”帽子。因为石油工业是极具风险的行业。它的运作比不得其他基本建设项目。比如修建一条公路，建设一个工厂，多少投资，几年工期，达到什么标准，事前大体可以匡算清楚。但石油深埋地下，看不见摸不着，一切都只有依靠间接手段来评估、设计、计划与攫取。既是高科技又具高风险。由于条件不同，认识各异，往往为一个地区有油没油、油量多少、投入多少、计划大小而争论不休，反复数年乃至数十年。如果一味谨小慎微，并斥责有前瞻性的设想为“假大空”，那石油行业只好是无所作为、停滞不前了。自批石油“假大空”以来，我们可以举出若干个实例，证明这种批评错了。要知道，提一个偃旗息鼓的计划那就是无所作为，提一个鼓舞人心的计划又被斥为“假大空”。该怎么办呢？与其无所作为，无法向国家向人民交代，不如肩负“假大空”的“十字架”前行。真心搞石油的人只有一个“期盼”：让历史与时间来摘掉这顶“假大空”的帽子。
以余秋里、康世恩为首的中国百万石油人，特别是像李晔等一批立志“建设第二个大庆”的石油战线上的栋梁们，在之后的那些年里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可用悲壮二字来形容。
骂他们是“假大空”者有，说他们“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者有——最有力的“证据”是几年前沉没的“渤海二号”最典型。甚至有人借机把过去曾经捧为大庆油田开发经典的“先生产后生活”口号也拿出来批判。
“扯淡！他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吗？了解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是在什么情形下进行的吗？”将军火了，虽然他已离开战线多年，但谁想否定大庆、否定大庆精神，他绝对不会答应。
提起这类事，李晔无法平静，他在一番激烈的痛斥臭骂之后，给我这样聊道——
他们说余秋里同志当年提出“先生产后生活”是不关心职工疾苦，这是完全不符合当时我们石油工业和国家所处的实际情况的。要知道，石油业是个极具风险性的行业。你设想规划好了这儿是一个多大规模的油田，可常常实际结果并不是那么回事。50年代，在新疆独山子地区，由中苏联合规划开发的独山子油田。按照前苏联的基建程序，先修建了一些职工宿舍楼与生活区，等入住完毕，再着手开发油田。结果事与愿违。独山子油田面积极小，职工生活区的设施大量闲置，造成不应有的浪费。这类事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玉门油田也发生过。当时玉门发现白杨河油田后，人们兴高采烈，但又无经验，在没有搞清油田面积、储量时，就先盖了几幢大楼以便职工使用。最后这个油田面积很小，产量很低，并不需要很多人管理。结果，那几幢大楼成了野黄羊的栖息地。这种“先盖楼，后找油”的教训还不十分深刻吗？余秋里和康世恩作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自然更懂得应该从这样的教训中吸取什么，所以后来在大庆会战时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的战斗口号。它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余秋里的一贯思想。相反，“总后”政委出身的第二任石油部长的余秋里同志一直把抓职工生活问题当作出生产力的“动力”，甚至在像“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亲自动手抓职工生活，其情其景，凡是石油战线的老职工都会记忆犹新。说得再心平气和些，诸如“先生产后生活”、“先生活后生产”还是“生产生活一起抓”一类问题，对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看来，它与“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这是个连哲学家都难于扯清的问题。更何况，余秋里一向主张生产是第一位的，而保证生产能不能快速发展，职工的人心、人气又是最关键的，而要保证人心、人气始终处于高昂之中，生活问题必不可忽视。几乎可以这么说：在众多的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能够像余秋里这样既懂得如何抓生活、又亲自上灶能炒出几个拿手菜、在桌台上也能“指点江山”的美食家并不多。
80年代初，中国的石油工业出现过一段痛苦的争执与滑坡现象。这既与当时国家刚刚起步的四个现代化快车有关，也与社会上有人借拨乱反正、批极“左”有关，加上生不逢时的“渤海二号事件”，使自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以来，石油人第一次以屈辱的形象出现在国人面前，一张张多年高昂的脸低了下来……全国原油产量跟着一滑再滑，继1978年首次10404万吨后，到1980年时却倒退到了10121万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感到了压力，因为石油产量的下滑进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下滑的可能性在所难免。这是他作为总理所不愿看到的，也是不能接受的。在寻求“新人”保住一亿吨无望后，此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又把目光聚集到了因“渤海二号事件”从国务院副总理一职上“休息”下来的康世恩身上。康世恩此时已年至65岁，又因患膀胱癌而病卧在医院。1980年12月的一个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人亲自前往医院看望康世恩，向这位老石油人讨取保住一亿吨的良策。交谈中，康向他推荐了经与余秋里等人集体研究的一亿吨包干设想。那位总理要康世恩再次出任石油部长，并说：此任非你莫属，其他人都担当不起保住一亿吨的重任。在这样情况下，重病在身的康世恩应承接担。1981年1月19日，在国家能委召开的会议上，新调任的国家能委主任余秋里宣布：今天早晨中央决定康世恩副总理兼任石油部长。这就是石油部盛传一时的“康世恩临危受命”的故事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从1979年开始，全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