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54章


变成了日本海军的一部分。
跟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清朝海军,已经是甲午后重建的。跟当年的规模已经没法比,但如果用在内战里,还是不可小觑的力量。有海圻,以及海琛、海容、海筹等四艘重巡洋舰,其中海圻排水量达四千三百吨,属于二等巡洋舰,这样巡洋舰当时还有一艘海天号,但1905年触礁沉没。海琛、海容和海筹三舰,排水量将近三千吨,装备一五○毫米火炮三门,一○五毫米火炮八门。武昌事变当口,海圻号出访,剩下三艘巡洋舰,海琛、海容、海筹号都被派到了武汉江面,再加上其他军舰,几乎所有的海军家底都被拿出来了,舰队由海军大臣萨镇冰亲自率领。前来镇压武昌起义的海军阵容,不可谓不雄壮,清政府真是下了本钱。
黎元洪是海军出身,武汉濒临江边,他知道起义发生,海军肯定会来镇压。当他被起义士兵逼出来的时候,曾经吓唬士兵,说是海容、海琛舰上的巨炮,一炮就可以轰平武昌。当然,黎元洪的话,也许是夸张,但就火力而论,起义军的火炮绝对抵不过海军,多数火炮口径仅及海军的一半,如果海军玩命炮击的话,武昌肯定会遭致重大的损失。但是,海军来了,这种情况却没有发生。在最初几天里,海军的炮,东一榔头西一响,根本没有瞄准目标打,反倒是起义军的火炮,打到了军舰上,造成了一些伤亡。
按说,海军士兵文化素质比较高,加上多为福建和广东人,应该比较倾向革命才是。但事实上,海军里的革命党一直都不多,革命党人也不大在海军里开展工作。也许,是由于在海军里开展活动,不够立竿见影,没法起义造反,所以不肯下本钱。但是,武昌起义发生,海军士兵却普遍同情革命,不乐意替清朝卖命。尽管革命军一直向海军打炮,但海军的回击,却有一搭无一搭的,即使开炮,也根本不瞄准,炮都打到革命军炮兵阵地后面去了。在场的外国人观察说,是清军的炮打得太不专业了,不是打在没人处,就是在几百米的高空爆炸。革命军根本不在乎,毫无戒备地走来走去。武汉起义军的水路交通,畅通无阻。进攻武汉的北洋军,开始还不断要求海军配合,后来看海军根本指望不上,也就算了。德国人办的《汉口日报》写道:“在这次革命事变里,最令人惊奇的是提督萨镇冰和他的舰队所采取的异常态度。有人说的很对,如果这位提督在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就迅速采取行动,革命老早就可以扑灭了,但是事实上舰队并没有行动。”
海军的消极,实际上跟清朝此前的一系列政策有关。本来,海军是个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军种,长期以来,是福建人的天下。满人里学过海军的人非常少,有限的几个,也是出身装样子的颐和园贵胄学堂。那个所谓的海军学校,只是给西太后的华丽花园做点缀的,一个屁大的昆明湖,一个装样子的学校,两只小小的明轮的轮船,能教出什么样的海军军官来?但是,这可怜的几位满人贵胄,却在当政的亲贵用自己人的政策下,官运亨通。主力巡洋舰海容号的管带(舰长)、帮带(副舰长)以及海琛号的管带,都换成了满人,出身贵胄学校的满人亲贵。这些狗屁不通的满人舰长,不仅业务一塌糊涂,而且品行也差,海容号的满人帮带,在舰上到处借钱,借了就不还。愚蠢的海军军官满人化政策,即使没有激怒海军官兵,也引发了普遍的不满。对于地域性特强的海军,即使别的地方的人进来,多少都会遭到排挤,更何况满人?更何况这些满人还要越级升迁,当家做主?
在此人心浮动之际,萨镇冰当然不可能毫无所动。萨镇冰属于跟严复、刘步蟾、邓世昌等人一同留英福州船政学堂精英,经甲午战火,硕果仅存的孑孓。虽然在当年那批精英中,他是比较差的一个,贪玩学习不好,成绩不佳,但却不是糊涂虫。他昔日的学生黎元洪来信劝他起义,他虽然没答应,却心存犹豫。这个时候,萨镇冰的副官参谋、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和另一艘兵舰的舰长杜锡珪一个劲地劝,要萨镇冰顺应大势,不要再替清朝卖命。在这个过程中,海军的磨洋工,实际上得到了萨镇冰的默许。最后,萨镇冰同意把舰队开往九江,大概是由于“世受皇恩”,虽然不满朝廷,也不愿做叛军的头,开往九江,等于是保持中立。不久,眼看中立也难以维持,就借口生病,离开了舰队。于是,在已经起义的九江革命军配合下,海军就变天了。几个满人舰长有跳水自杀的,不死既走(一个舰长居然在江里可能跳水自尽,可见其业务水准),舰队司令换成了汤芗铭。巡洋舰挂上革命军的铁血十八星旗,开回了武汉江面。当初不肯发作的巨炮,这回发威轰击清军,把清兵炮兵阵地打成了哑巴。这回他们打得很准,观战的外国人说,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清军阵地。一些炮艇也奋勇参战,有的还受了伤,据说弹痕累累。若不是进入11月枯水期江水进一步降低,重型巡洋舰无法保证吃水深度,只能退出,有这样强大的火力支援,武汉保卫战的胜负还真不好说。此后,海军返回上海,准备参加北伐。甲午之后,中国海军基本上没有打过什么仗,在后来的军阀混战期间也是如此,基本上就是一个看客。武汉江面上的这场战斗,要算颇有规模的一次了。只是,这场战斗前段打的是革命党,后段打的是清军。放在任何战争史上,都怪怪的。
第九幕 国人的民主旋律
〔中国人其实也会投票,只要有人教,都学得会。〕
【预备立宪:中国第一个议会的诞生】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个变化特快的地方。在1900年还在举国上下狂热排外,逢洋必反,推崇弄神弄鬼的义和团,转眼,到了1903年,就开始举国上下嚷嚷着要按西方的要求改革了。充满了阿Q气息的总理衙门,就在这一年,变成了外务部。1904年,官制改革,军事改革和司法改革还没启动,朝野上下就开始谈立宪了。及至1905年上半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中国人的兴奋,大概仅次于日本人。在他们看来,日本这个黄种人的国度能够打败一个欧洲强国,全赖于他们的制度——人家立宪了。所以,中国要想翻身,唯一的途径是学日本,也来个立宪。
这样的认识,不仅是报界的呼吁,也不光是趋新的知识界的共识,有实力的在野士绅,比如张謇、汤寿潜,在朝的大臣,比如张之洞和袁世凯,甚至一些王公亲贵,溥伦、载泽,甚至当政的奕劻、铁良也做如是之想。这在某种程度上,得感谢严复,也得感谢义和团,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注入了这些大人物的大脑。如果说,戊戌变法时学习日本,仅仅是个刚刚开了头就断掉的序曲,那么,清廷新政时期学习日本,才真是热潮。不仅在短时间内,几万人涌入日本留学,而且日本的专家,从军事教官到幼儿教师,也成批地来到中国。当时朝野的立宪呼吁,也是比着日本来的。其实,按制度史上的分类,当年日本的制度,还谈不上是君主立宪,仅仅是一种二元君主制,虽有宪法,但君权还是高过民权。当时的世界,实行二元君主制的典型国家,除了日本还有德国,而日本其实是学德国的。此时的中国立宪,也一直在拿日本和德国说事,但是大家心目中,更在意的是日本。只是,中国朝野钟情立宪的人,原本是同床异梦。有的人拿日本说事,是存心含糊,借日本暗度陈仓,最后真的搞立宪。有的则是真心移植日本制度,看上的就是日本的君权至上。更多的人,其实对什么叫立宪,不甚了了,只是想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享权力。醉心立宪的人,有的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则真是糊涂。
不管大家肚子里的打算如何,反正在朝野上下的鼓噪下,海归留学生们趁最高层集体学习之机,几番进宫讲课开导,或者忽悠,其中讲得最好的,就包括后来被骂成卖国贼的曹汝霖。西太后被告知,立宪之后,晚清皇室的权力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更加巩固。无论她真信还是假信,日本的样子摆在那里,列强的虎视眈眈在刺激着她的神经,不由她不动心。即便如此,她还是要“眼见为实”一下,派出了五大臣代为耳目,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中载泽、绍英、端方是满人,而徐世昌和戴鸿慈则是著名的老成可靠的汉臣,没有一个洋学生,更没有一个跟康梁有过瓜葛,没有理由不被信任。五大臣考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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