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65章


,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好事。那时节,市面上的流行歌曲,就是京剧唱段,贩夫走卒,也会哼上两段。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行独立,跟人不一样,有时特行得崇高,有时特行得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却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那也是一个民主特别受到尊重的时代。
议会自打成立之后,好像没做过什么事情。京里坊间传说,两院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莺莺燕燕。但是,既没有人把他们的高额补贴取消,也没人敢于蔑视议会。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会,但换了之后,议员还是在胡同里泡着。曹锟贿选,原本心里也没有贿选这回事,无非是公开付给议员的辛苦费,付费,是为了尊重议会,尊重议员。
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
但是,当时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众,既包括底层的民众,也包括内地的乡绅,他们对民主没有感觉,没有认识。对于战乱,有切肤之痛,却没有多少发言权。另一部分上层人士,知识界人士,对战乱的感知相对弱,但发言权大,声音大。对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于他们。只是,他们对于民主的喜好,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意味。这个时期,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进化论。无论推崇军国民主义(即后来的军国主义),还是联邦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骨子里都是进化论。进化论顽固地相信历史的进步主义,笃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迷信西方历史的新事物。在那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这个制度,坚持这个制度的信条,中国就能走到富国强兵的路上去。即使后来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抛弃进化论,只是觉得发现了西方某些比现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东西。
这样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对于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么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学运动,道德运动。投身运动的青年,开始最在意的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为了从传统家族中挣脱出来,他们为之奋不顾身的奋斗。但是,挣脱出家族绳索的青年,一旦赶上五四爱国运动,轮到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争利益的时候,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强迫别人也放弃自由。在抵制日货的时候,自己可以不惜代价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日货,也逼着商贩这样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游街。像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则公开表示人们为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国家的自由中去。这样的说法,被蒋介石继承,发扬光大,当然,这样光大,也就没了自由。
没了自由,也就没有了民主。
民国从北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沿着下降线行进。越是后来者,走得越远,降得越低。但是,没有人会把共和国的招牌放弃,没有人公然蔑视民主,谁来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却都在抽离自由,在民主中抽离自由。
毛泽东有文章曰《反对自由主义》,蒋介石也有类似的文章,在反对自由的过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帜下的个性就纷纷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文革”中,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后记 我怎么想起写辛亥来
我怎么想起写辛亥革命来了呢?不是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特意写一本书参加庆典凑凑热闹。其实,我对于历史庆典,一向很麻木,别人不提醒,一般不会想起,即使想起来,也未必会为此写点什么。活了五十多岁,自以为还不是个喜欢凑热闹的人。上本书写五四,所有知道的人,特别是出版界的朋友,特别希望我在2009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时候拿出来,可是我就是拿不出来。可是,怎么这回偏偏会赶上点儿,好像特意为庆典献礼似的呢?
这个事,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贺圣隧。其实我跟贺社长不认识,也没打过交道,但是,写辛亥的建议,却是他提出来的。大约一年多以前,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说他是复旦出版社的老贺,一向喜欢看我的东西,虽然没见过我,但我的一些在上海的朋友,他都很熟,他建议我像以往写随笔一样,写一下辛亥革命,他说他此前看过我一篇以辛亥为题材的随笔,印象深刻。我听了,似有所动,答应考虑一下。
跟五四不一样,我此前碰过辛亥革命这个题材,写过论文,也写过随笔,近来对民国史兴趣陡长,乱七八糟,写了不少东西。写辛亥,我是有兴趣的。虽然我写什么一般不听人劝,一向自己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信马由缰。任何人想要出高价让我写他想要写的东西,基本都没有门。但是,贺社长的这个提议,多少有点让我动心。在写五四的时候,原本是打算写成一部散文体的学术著作,野心过大,结果写的时候,由于不断需要加入注释,行文的文气总是断,写出来的效果,跟我所期待的,相距甚远。趁此心愿未了之际,再做一番尝试,一方面像做学术那样看材料,想题目,但写的时候则取消注释,随着自己的性子下笔。
就这样,军阀与五四这部书刚刚杀青,我就转身进入辛亥革命的写作。其实也不是写辛亥革命,就是看看材料,找点自己感兴趣的,别人不怎么注意的东西,借题发挥一番。一年多以来,几乎一有空闲,我就埋头看材料,家里床上地下全铺满了书和复印的资料。材料的确看了不少,成百万成百万字地在手里过,有时候看上几天,一个字也写不出。但这本身就挺好玩,看的时候,不知不觉,原来在老照片看到的人,就浮现在你的眼前,所有的人和事儿,都跳出来,在眼前晃来晃去,这种感觉,无论你写与不写,都是一种享受。别的学者是不是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把学术当命,当为人类承担的使命,我不知道,但我自己,做学术也好,写随笔也罢,就是为了好玩,只要不好玩,我肯定不干。只是一旦玩起来,就认真地玩,玩得着迷,尽可能玩出名堂。我迷过围棋,迷过京剧,本质上,跟迷学术,迷历史书写,没什么两样。
当然,这本小书真的杀青之后,自己的感觉依旧不怎么样。文字还是不够潇洒,好些意思,表达得又过于直白。写作对于我这样永远都无法自了的汉子,大概永远都是一种遗憾,眼高手低是一种治不了的病。与众多跟我同病的人稍有不同的是,我总是会上手写,断然不会仅仅对别人品头论足,而不把自己的货色拿出来让别人来品评。比较遗憾的是,写的时候,兴许还有点兴奋,但写完了,每次都不忍卒读。从小学黑板报起,我的写字生涯已经快五十年了,到今天也没有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真是种莫名的悲哀。不过,我还不死心,相信下一部,一定会好一点。
必须说明的是,这本小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时下流行的讲史故事,它只是一本历史杂说(就跟不伦不类的我一样,货色也不伦不类)。虽然里面故事也好,人物也好,言语也好,个个都有出处,但它不是学术著述。虽然不是学术,却表达了我的一点关于辛亥的一种观察,由观察生出的杂感,由杂感汇成的集子。希望它的问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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