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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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义勇军部队袭击列车的记录中也有非常准确的,其中提到了日本的考察团,虽然把爱媛县地名写错,但提到的人数恰好和日军提到被抓人数相符。这些,是《东北抗战实录》中不曾有的。
也许,两个记载都是正确的,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就在记载中袭击了日军列车的义勇军指挥官——“五省”的身上。
两名提到的义勇军指挥官中,“长海”很可能是孙长海,并不是一个有名的首领,而“五省”的名气就大多了。
不知道?单独提“五省”,其名气还不是很大,但是,“十三省”呢?
“爷爷生来不信邪,敢把天地扯半截,松花江是咱娘家的客,兴安岭是咱亲生的爹,头上顶着关东冒烟雪,一嗓子吼出个十三省,一嗓子吼出十三个爷。”
有一个描述东北抗联的电视剧十分火爆,名叫《十三省》,讲的是十三名抗联干部奉命以“结绺子”的方式,装扮成土匪开展抗日的传奇故事,情节颇为紧张激烈,尤其是其中一首主题曲确实有点儿荡气回肠的感觉。
电视连续剧的内容大多是虚构的,但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据说真的有一伙被称作“十三省”的抗日武装,在黑龙江颇有名气。其中,“五省”就是十三人中排行第五的耿殿臣,而他们的领袖,则是报号“三省”的耿殿君。两人都是从山东到东北汤原县黑金河矿淘金的工人,1932年受爱国热情感染参加了共产党人宋学文主持的肇源抗日救国会,后来都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干部,“三省”耿殿君最后的职务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十二团团长,“五省”耿殿臣的职务,据说是第三路军十二支队参谋长(未见正史记载),两人都在和日军的作战中牺牲。
关于“十三省”的形成,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他们是在东北抗日联军于下江地区遇到极大困难时,由李兆麟派到三肇地区为西征打前站的一批干部,另一种说法认为他们都是肇源救国会的成员,肇源抗日救国会成立的当天,一起在“九省”孙玉亭家举行了磕头仪式。
对于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并无定论。呼兰学者王泽生考证耿殿君确曾参加过抗联的西征,但李兆麟负责西征工作在1938年以后,所以,若耿殿君确曾为西征打前站,其时间不可能早于1938年。而抗联历史专家史义军考证耿殿君在1939年就牺牲于克山县张信屯,并曾亲自到他的牺牲地考察。以此看来,“十三省”的报号若是出现在1938年,则其活跃期不过一年多,似乎不大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同时,“十三省”中包括多名地下工作者,有的开店,有的担任伪警察,有的是走方郎中,明显都在敌占区扎了根,这似乎也不是可以仓促间实现的。因此,“十三省”的报号出现在1932年肇源抗日救国会成立的时候,似乎更符合逻辑。
日伪档案也对这一说法比较有利。在《满洲国警察小史》中属于“十三省”系列报号的抗日武装,1936年前被记录和日军作战的就包括了“三省”、“五省”和“九省”,若说是巧合则多少有些难以置信。
萨对这一问题的推测是——“十三省”是1932年肇源抗日救国会成立时出现的报号,由于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还在萌芽,因此这个抗日团体的性质仍属于义勇军。13名成员此后可能走了不同的道路,其中至少耿殿君、耿殿臣等率领的部队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成为赵尚志部抗联第三军的一部分,他们两人也最终成长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党员干部。1936年赵尚志率第三军主力前往汤原与夏云阶的部队会合,并开辟下江游击根据地,推测“十三省”中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成员如耿氏兄弟此时也随军前往。而耿殿君为西征打前站很可能也确有其事,但并非带着扮装成土匪的“十三省”去三肇地区开展工作,而是率领十二团前出三肇,在留在当地的“十三省”兄弟的支持下打开局面。
无论如何,“十三省”都是受到共产党影响甚深的抗日武装,而且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表现坚定,大部分后来牺牲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时隔60年后,“十三省”中耿殿君,耿殿臣等牺牲的十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哈东支队时期,赵尚志顶着上级错误的极“左”指示,实际上已经有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雏形。他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义勇军和山林队,不但其队伍含有大量地方武装,而且经常和义勇军联合组织作战。(文*冇*人-冇…书-屋-W-R-S-H-U)
双城11次列车倾覆袭击发生的时候,赵尚志本人似应不在现场。哈东支队共分三个总队,赵尚志当时带第一总队、第二总队一部、总部和炮队、骑兵队等在宾县活动,第二总队政委马宏力则率该总队一部分人员到双城等道南地区活动,第三总队活动于道北延寿方正一带。这次战斗从活动区域看更像是第二总队所为。由于哈东支队总兵力不过450人,每个总队的人数不过百人,马宏力率领的又并不是第二总队全部,仅几十名官兵试图袭击一列国际列车似乎有些兵力单薄。所以,以赵尚志部一贯的作战习惯而言,联合“五省”、长海两支义勇军共同行动是合理的——更何况以“五省”耿殿臣而言,他的部队要么是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半红半白的队伍,要么干脆就是他以中共地下党员身份领导的,在战斗中能够和哈东支队有效配合是正常的。
值得一提的是日方对这次国际列车袭击事件结局的报道——日军出动海陆空军百般搜寻,直到三天后的9月2日,才在金亮子(地点不详)救回了全部人质,据说还和抗日武装打了一仗,却又似乎双方均无损伤……
所谓锣鼓听音,其实,一个“全部人质”都被救回,就已经说明了问题——若是双方发生交火,人质是不可能毫发无伤的,就是今天的特种部队也做不到。
唯一的解释就是抗日武装释放了这些外国人质——也包括了日方的非战斗人员。抓到外国人后,让他们了解中国人的抵抗,然后将他们释放,是当时东北抗日武装的一种惯例。
这种国际影响,是抗战的东北军民极为需要的。日军可以拿回人质,却无法消除这样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外界在重重封锁之下知道,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中国人在不屈地战斗。
就用一个曾被抗日武装抓获又释放的美国人质的话,来做这篇文章的结尾吧——
“照你所说,倘若你真是个美国人,那么你不是我们的敌人。”一个壮健的华人这样的说。他年约三十左右,好像就是六十名光景的便衣队的领袖。他正截劫了中东铁路火车,带了96名旅客而去,在这些旅客中,有十一个是俄国人,有一个是美国人,便是在下。
“我们决不伤害你们,你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以后就要释放你们,这里便是你们的行李。”那个首领说着手指茅屋角上堆在一起的我们的行李。
抢劫沿路乡村的事,都是加入义勇军的真正土匪干的,在他们,抢劫已是第二天性了。诚然,他们免不了有这样的事,但我们的结合为时很短暂,我们一定要用力去驯服他们。我们须知这是战争,为了使我们能从强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对的。根本,战争便是血泪交流的惨事啊!
“你说这样的苦战可以继续到若干时,这是谁也不能答复的。我个人觉得在北满,因了山岭的阻隔与广大的森林,这苦战至少可以继续数年,五年或者十年以上。我们全国已都起来反对倭寇及他们背后的汉奸了。这里的人民,大都是移入者,来自河北、山东、河南及关内诸省,他们决定不使满洲成为倭寇的领土。这决心,甚至我们的小孩已都有了。诚然我们这样的战争,这样在山林间驰骋着,确是件艰难困苦的事!”
“讲到援助,我们是很多。记住俄国,走过境去,就有万千的华人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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