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人录》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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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年羹尧被赐团龙补服而上表致谢时,雍正批示说:“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唯将口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二年三月,年羹尧为被赐自鸣表一事上表谢恩,雍正又批示说:“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他又说:“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足矣。”
不能说雍正讲的都是假话。他确实是想当一个好皇帝的。好皇帝当然要有好臣僚,也要有好的君臣关系。雍正这个人,是比较孤独的。做皇子时,他是“孤臣”;当了皇帝,则是“独夫”。他生性刚毅、急躁、猜忌、刻薄、冷峻挑剔,易暴易怒,因此在诸王大臣中很没有人缘,几乎和谁都搞不来。康熙晚年,又特别痛恨阿哥结党。雍正为讨父皇喜欢,更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结果是自己更加孤独,性格也更加孤僻。因此,当了皇帝后,就很想能有人尽力支持他,以便建立自己的统治系统。然而当是时也,诸王不服,而群臣观望,信得过且可以依赖的,除十三弟允祥外,就只有隆科多和年羹尧。这时的年、隆二人,对于雍正,真可谓久旱之甘霖,撑天之支桩,所以雍正对他们的褒奖吹捧,甚至到了巴结的地步,可能连他自己事后也觉有失君王体统。不难想见,当他发现年、隆二人竟是那样的有负圣恩时,心里是何等地恼羞成怒、怒不可遏。
但他哪里知道,他说的那种君臣关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在专制政治的前提下,君臣关系天然是不平等的,而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等等,只能存在于平等的人之间。因此雍正对年羹尧等人的要求,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年羹尧本人也不知检点。据揭发,年在西北军营,十分地作威作福,飞扬跋扈。给他送礼要叫“恭进”,他给人东西叫“赏赐”;属员道谢要说“谢恩”,新官报到要称“引见”。给将军、督抚的函件,也不用咨文而用令谕,简直就是视同僚为下属。他班师回朝时,雍正命王公大臣郊迎。官员们跪在地上向他致敬,他端坐马上,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们下马问候,他居然也只点点头。年羹尧甚至在雍正面前也不知收敛。雍正找他谈话,他叉开双腿坐在凳子上,指手画脚,唾沫横飞。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社会上盛传,说雍正做某某事整某某人都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就大大地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雍正一贯以乾纲独断、洞察幽微自居的,哪里受得了这个?
雍正也不是没有提醒过年羹尧。二年(公元1724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尧正在从北京返回西北的路上,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批示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去声,适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然后他讲了功臣得以保全的三个条件,即一靠人主防微杜渐,不让功臣们陷于危地;二靠功臣相时见机,自己不至于蹈其险辙;三靠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把功臣们推上绝路。雍正这话,说得已很明白:作为一个功臣,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进入危地,踏上险辙,走进绝路,由功臣变为罪人。所以他说:“我君臣期勉之,慎之。”可惜,年羹尧把这些话全当成了耳边风,在回西北的路上,照样趾高气扬,作威作福。因此雍正报复心起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就是雍正的“君臣观”:任何臣子,都不能欺骗他,糊弄他,不能和他耍心眼,更不能背叛他。
四、如此朋友
雍正也会和人交朋友?会的。他最欣赏的君臣关系,是“义固君臣,情同契友”。只不过,他这个“朋友”不好交。谁要是辜负了他这一番“好意”,那么,翻起脸来,就要比一般的朋友反目厉害得多。
雍正这个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颇受误解。他乾纲独断,刚毅刻薄,雷厉风行,不讲情面,出了名的“冷面王爷”和“铁血皇帝”。加上他没日没夜地处理政务,没有什么个人嗜好和娱乐,因此不少人都把他想象成一个古板寡味的老头,心理变态的暴君,甚或一架冷冰冰的杀人机器。其实不是这样。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岂止有情,甚至感情用事。而且,正因为感情用事又尖酸刻薄,因此,他损起人来,就特别让人受不了。
其实雍正也有温存的一面。他常常会在臣下请安的折子上批上一句:“朕躬甚安好,卿好么?”或“朕安,你好么?”话虽不多,但语气中透着亲切,不是一般的官样文章。他也会和臣下说闲话,拉家常,絮絮叨叨,拉拉杂杂。兴起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好事好事!读此奏书之后而不高兴嘉奖的,除非不是皇帝。”或“李枝英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传口谕给他,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也!”他还会在奏折上连批四个该字:“该!该!该!该!”真是爱憎好恶溢于言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完全不摆皇帝架子,故作圣人状。难怪史家公认,读雍正御批,尤有趣味,可以读出一个真实的雍正来。
有时雍正甚至还会向臣下发牢骚。比如“朕之苦衷何待言喻”,或“朕之愤懑气郁,其苦亦不可言语形容也,奈何”。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得知了曾静的“诽谤”之后。他对鄂尔泰说:“卿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虽系匪类逆言,览其言语不为无因。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教朕怎么样?”一副满肚子委屈无处诉说的样子。皇帝发起牢骚来本来就不得了,而把话说到“皇帝做不得”的程度,则大约要算作历史上最大的牢骚。这样的牢骚也能向臣僚发,可见是朋友。
雍正也能体谅宽容臣下。台湾总兵蓝廷珍因自己名字中“珍”字与胤的“”字同音,请求改名避讳,雍正说不必,还说“你的名字朕甚喜欢”。石文焯受命审理程如丝贪污案,因前次没把事办好,这回牵扯的人事又复杂,因此心存顾虑,惶恐不安,雍正也说不必,“朕谅汝彼时原有许多不得已之处”。两广总督孔毓曾为年羹尧代买代运紫檀木,年倒台后,孔上折请罪。雍正说:“此等小过,朕岂有不谅之理?朕不怪尔也。”而且,雍正还进一步说:年羹尧的得势和跋扈,“皆朕识人不明,误宠匪人。朕自引咎不暇,何颜累及无辜也?”竟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同样令人感动的是解脱陕西兴汉总兵刘世明。刘世明因亲弟弟刘锡瑗通匪被捕,上折请罪,说:“不能正己,岂能正人,面对属员,愧报极矣。”雍正宽慰他说,朕也有阿其那、塞思黑那样的弟弟么,哪能让你刘世明保证没有刘锡瑗这样的弟弟?
雍正对于臣下,确实不乏关怀爱护之处,真正是循循善诱,体贴入微。元年八月,他特批福建布政使黄叔琬有密折专奏权(关于这一特权,详后)。黄上折谢恩,雍正便叮嘱他说:特权是你的了,但不能乱用。第一不要拿这个挟制上司,第二不能向人声张,第三不可频频上奏。奏得多了,上司会对你起疑心,对你没有好处(于尔无益)。田文镜被破格提拔为河南巡抚,感恩戴德至极。雍正便叮嘱他说:“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不要因为报恩心切,把事情做过头,就不好了。后来,田文镜因推行雍正的改革,弄得四面楚歌,雍正又安慰他说:“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狭小了。”皇帝提拔大臣,没有一个不希望臣下感恩图报的,雍正也一样。但雍正在田文镜报效心切时能戒其骄躁,可谓知人;在他遭受攻击时能宽其心怀,亦可谓善用。
雍正不但酬劳能臣,也重奖谏臣,而且并不计较他们是否犯颜抗上,或者所言是与不是。雍正即位之初,一个名叫孙嘉淦的翰林院检讨便上书言事,要求雍正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如果说停捐纳(停止卖官)尚可讨论,其余两件事则没有一件是雍正爱听的。翰林院官员原本是文学侍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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