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张居正》第44章


说:“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充军,拟票来行。”(原话为“帝为下台诏谳,命杖百远戍”《明史张居正传》)这话是对刘台的处理意见,但到内阁这样传口谕,恐怕也是要说给张居正听,说给朝廷上下听。
张居正在借刘台案试出自己的政治地位稳如磐石之后,终于不再闹辞职了,也主动上疏请求对刘台进行宽大处理。最后刘台只是被削职为民,而一百棍的廷杖没有挨,充军也免掉了。
当时,人们都说张居正有气度,肚量大。可就像张居正对付辽王朱宪火节一样,张居正从来不主张以德报怨的,他要像孔子说的那样——“以直报怨”,以怨报怨,他只是一个能忍、能等的人罢了。到了万历八年,户部尚书张学颜揭发刘台在辽东巡按任上有贪污受贿的事实,结果内阁下令严查此案,最后认定了刘台的罪名,刘台最终被流放到边疆去了。
从客观实际来看,张居正确实没料到刘台这一支背后射来的冷箭。但刘台案之后,张居正却认清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他的改革、他的变法只有进,没有退。他张居正既然蒙太后与小皇帝的重恩,也只有一股作气、勇往直前了。
但怎么往前呢?
政治改革之后往往就是经济改革。政治上、权术上他张居正很拿手,经济上他就有点把不住了,如何开展经济改革就成了张居正此时最大的一块心病。
充满了政治智慧的张居正又将如何来治这一块“心病”呢?
请看下集:《施行一条鞭法》。
第十七讲 施行一条鞭法
我喜欢旅行,尤其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很多次,我坐在火车上,从南至北,看到华夏大地上到处是金色的麦浪,看到到处是一片春华秋实的丰收景象,心里就不由的兴奋和激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啊,传统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一直是华夏文明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虽然我们现在早已超越了农业文明的阶段,但农业问题一直是我们这片土地上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彻底地取消了农业税,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国度里,那可是一件开天辟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我曾经看到一份材料说,墨西哥著名经济学家德尔芬也就“三农”问题曾经评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30年后的重心再次回到广大农村。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政府对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实践,都是独特而卓有成效的”。
应该说,现在的中国农民是幸福的。但回头看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国农民的苦难就不是一般的深重了。
一个案子
就在四百三十七年前,也是一个丰收的秋天,在江南松江府的华亭县有一个叫赵玉山的农民,面对着一派丰收景象,他可乐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管不住他牛脾气的儿子赵大柱。
赵大柱是赵玉山的独子,虽然是个南方人,但长得却像山东大汉,所以他外号叫水牛。赵大柱就跟他的外号一样,不仅壮得象头牛,脾气也犟得象头牛。现在大柱又犯犟了,他爹叫他低头认命,他还就偏不认这个邪。
那么赵玉山到底要劝儿子低头认什么命呢?
原来啊,赵家世代农民,家里有几亩上好的水田,每年的收成还不错,赵玉山老伴也去世了,儿子赵大柱娶了个媳妇洪阿兰,生了个女儿叫赵小兰,一家四口人就指着这几亩地过日子,倒也能凑合着过得去。
可今年虽然收成不错,但日子眼见着就过不下去了。
那么收成好了,日子为啥反倒过不下去了呢?
坏就坏在今年刚好是赵家他们这一甲的役年。
明代规定要均徭役,就是为政府当差做苦力的事儿,大家要均摊,这本身还是比较合理的。所以每县把老百姓按户分为十甲,每年由一甲承担本县的一切徭役,这里头修河堤、筑路、解运漕粮、为驿站当苦力、当马夫,甚至官府的各项临时差役,等等等等,只要是官府需要人手的时候,都得由这一甲来出人顶徭役。
那么,每一甲的人头怎么算呢?
很简单,农业社会嘛,当然以农业为本,也就是以各家所拥有的田亩数作为基本的衡量单位。但你说我家有田,可没男人咋办?总不能让女人去修河堤吧?
那没办法,轮到你们家,你就得出人,出不出来,你可以花钱雇人啊。反正你家有几亩地,轮到你,你就躲不了。
但还就有人躲得了。谁呢?势家大户。
明代规定有很多人可以享受徭役与赋税方面的优待政策,做官的,读书人,还有朝廷功臣,世袭爵位的贵族,反正官府认定了就可以。这样,当你的田多到一定程度了,多到能和官府勾结起来的程度了,你当然就可以以各种优待政策为幌子,或者打一些优待政策的擦边儿球,从而彻底逃避徭役了。
有钱有权的这些大地主可以逃避徭役,那么没钱没势的。。小老百姓怎么办呢?
小老百姓也有小老百姓的办法,那就是卖身投靠这些地方上有权势的大地主家。
那位会说了,不至于吧,老百姓的素质不至于这么差吧!你家有田,该你家出的徭役你为啥要逃避呢?
其实,要光是徭役也好说,问题是比徭役更重的还有赋税。只要你家有田,每亩地要交多少粮,那都是有定数的。不管你收成好还是收成差,只要朝廷没有特旨,你就必须要交满那个数,否则你就是谋反,就是叛民。
除了朝廷所收赋税的定额,各地还有自己的克扣,这种克扣名目可就多了去了。比如最有名的叫火耗,就是缴的银两再熔炼的时候说是有耗损,这个耗损的费用你得提前交了。交粮食的居然也有耗损,这个耗损来得比较有意思,叫“淋尖踢觥”。觥是量米的容器,老百姓交粮的时候,倒满一觥粮并不能算数,称量官上来要踢一脚,这洒出来的米那就算是损耗了。洒出来的就不算你交到国库的,而是要被各级官吏中饱私囊的。所以面对各种各样、花样百出、名目繁多的税种,任你守着几亩风水宝地,那赋税总是不够交的。
在这种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徭役面前,很多人小老百姓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大多都产生了一个很实际的选择,即投靠势家大户,宁肯向这些大地主交租,也不向政府交税,而且因为有了势家大族的庇护,繁重的徭役也可以免了。
当然,这种投靠不只是说说的,关键是要把自家的地奉献出来,而且是要主动奉献出来,这在明代,叫做“投献”。投献过之后,地成了地主家的,而原来的农民就成了佃户。问题是投献过之后,这些地在官府的田亩记录上也成了呆帐和坏帐。原来的主人没了,所以地也就成了死地;既然成了死地,又如何交税呢?所以拿了地的地主也可以隐瞒着不交。这下巨大的油水就流到地主那儿去了。当然,也不能全流到他那儿去,他也得给上上下下的官员打点,国家的蠹虫们就是这样的,大家一起贪,才贪得长久,才贪得保险。
要知道土地是农业社会的根本,土地上的油水才是封建农业社会中最大的利益所在,所以看中这一生财之道后,大地主们在等待农户投献的同时,也利用各种手段逼着农户投献、卖身,这样土地就越来越集中在一些大地主阶级的手中,这就叫土地垄断,土地兼并。这种情况到了明代中后斯,已经非常严重了。据说到隆庆年间,那位自个还算正直的内阁首辅徐阶,他的几个儿子在老家松江府兼并的土地总数就达到了四十万亩。
因为好多自耕农都成了大地主家的佃户,所以原来出徭役的人数也减少了。人少了,活不见少,农民的负担就更重了,再加上地主的欺诈逼迫,所以不断的有人去投献、卖身,从自耕农最终成为了大地主家的佃户。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尤其是轮到哪一甲摊上役年,这一甲里投献、卖身的情况就尤其得多。
现在轮到赵家这一甲出徭役了,赵玉山都六十岁了,一把年纪还能出来折腾啥?所以赵家唯一的强劳力赵大柱就无论如何要去顶徭役。这一年赵大柱已经顶过两回正役了,一是送漕粮,一是修江堤,结果修江堤的时候给滚石磕着了腰,当时还吐了血,养了好几个月才好。现在眼见着又农忙了,结果县衙又派活儿下来了,说京城里有御史来,临时要几个役夫,赵大柱力气大,所以被征作轿夫,就是去给人家抬轿子,这叫做杂差。
赵大柱一听就火了,说凭什么又是我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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