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毒的历史》第18章

：“奉天沿海地面，如锦州所属之天桥厂，海城县所属之没沟营、田庄台，盖平县所属之连云岛，金州所属之貔子窝，岫岸所属之大孤山，此数处海口，为山东、江浙、闽广各省海船停泊交易之所，明易货物，即以暗销烟土，流毒最广。”（《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423页）
从汪于泗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东北奉天所辖的海港，如天桥厂、没沟营、田庄台、连云岛、貔子窝、大孤山等，都有暗中从事鸦片交易的情况；鸦片携带者有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商人，也有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商人。广东、福建商人的鸦片是从外国鸦片商购买后直接北运东北地区销售，而山东、江浙的商人，则是从广东、福建购买鸦片后，再转手卖到东北地区。在上述海港，当地的商人，如锦州的马老大、海城县福盛馆的王老五、新民厅药铺老板张裕源等，都是著名的鸦片贩子。
此外，东北地区的鸦片还有从天津走陆路经山海关、锦州进入盛京；再由威远堡、浑河渡口等处转销吉林。这样，鸦片从水、陆两路涌入清王朝龙兴之地，而且烟毒日盛，越来越严重了。
（二）天津及京师、陕、甘、晋地区。天津是北京的重要港口，也是北方鸦片烟毒的最大贸易集散地。从福建、广东航海而来的商船，将鸦片卖于潮义、大有、岭南客栈等店铺，除一小部分在当地销售外，大部分则转运到京师、陕、甘、晋等省。因为这些地区紧临天津，陆路运输十分方便。一些山、陕商人，“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顺手之劳，利润大增。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对天津之鸦片转销周边地区这一情形，向皇帝作了详细的奏明。他指出：“京城及直隶、河南、山、陕数处，烟土皆由天津兴贩而至，而天津之烟土则由洋船之夹带。”（狄听：《奏请查禁来津洋船夹带烟土并铺户代为囤销事折》，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91页）
此外，京师及陕、甘、晋之鸦片，还有一部分是从山东沿海各港口以及九省通衢的武汉一带转运而来的。
（三）苏鲁豫皖地区。江苏、山东都是沿海省份，鸦片的输入都是从海上运输而来。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月，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在《奏为清饬苏抚查禁上海洋船夹带烟土并议稽查章程折》中奏道：“江苏所属之上海县，实为东南数省贩烟之口岸。……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部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省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87页）上海县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俨然是长江流域的鸦片集散地，无怪乎上海开埠后，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入口港。
山东鸦片除从江苏转运而来以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广东、福建商人航海运到山东登州府所属各海口。从海上运入的鸦片，除一部分在当地销售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转输河南、陕西等地。河南烟土另外还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北方鸦片贩运中心地区的天津输入，一是由江西、湖北等省陆路转运而来。安徽省的鸦片，主要是从长江上下往来船只夹带而来，对此，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曾指出：“即就安徽而论，大江之中，上下货船，往往夹带烟土，乘机销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87页）
（四）湘鄂赣地区。这一地区紧临东南沿海的广东省，鸦片大都由广东输入。道光十九年（1839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奏称：“广东省西北一带，惟韶州府属之乐昌、乳源二县暨连州直隶州与湖南省之临武、桂阳、宜章等处接壤，乐昌有泷河一道，自楚西来入粤，商贾帆樯络绎，实属楚粤咽喉。而南雄直隶州与江西省分界之大庾岭，尤为客商要路。鸦片流毒日久，率由各该处输入邻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793页）这些省份位于中国腹地，与四周省份交通便利，因而成为鸦片转运的枢纽地区。从广东输入的鸦片，除了湘鄂赣三省消费掉一部分外，绝大部分则转运他处，如经武汉三镇转运至陕西、甘肃等，经南昌转运至四川、陕西、河南等地。
（五）川滇黔桂地区。这是我国西南地区，靠近鸦片生产地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鸦片输入主要从南亚、东南亚周边国家输入，小部分则来自广东。但是，这一地区鸦片种植的历史较早，自己生产、加工相当多的鸦片，除了当地消费外，还能输出一部分。
从上述鸦片内地走私贩运途径来看，鸦片的源头来自海外，即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输入，广东、福建是主要入口处和主要销售中心。正是有鉴于此，清廷禁烟，首先自广东始。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仅烟犯即捕获了二千余人，其烟毒之严重于此可见一般了。
当然，走私贩运鸦片在当时属于非法行为，在海上有水师缉私船，在关津口岸也有司关官员的查缉，因此走私贩运也是步步荆棘，险象环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走私贩运鸦片的奸商，除了利用清廷吏治腐败，以巨款贿赂有关人员，买通路途以外，还想方设法，夹带隐藏，使查缉人员搜查不出。关于走私的诸多机巧，有时颇能凑效，且持续流传下去，一直与官方的查缉相周旋，下节我们再评述。
第四部分：周流天下：鸦片的经销烟土行的经营（1）（图）
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鸦片贸易逐渐合法化了。中国早期的烟土商贩们再也不必偷偷摸摸，走私贩运了，他们从阴暗的角落里爬了出来，堂而皇之地来到通商口岸，繁华的大都市，开设烟土行、烟土店，公开销售烟土了。
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得风气之先，亦最早接触到西方的鸦片，接触洋商、学会了英语，具备了作买办的资格。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入口港，为了牟取鸦片贸易 的高额利润，一批潮州籍鸦片贩子北上上海，开办土行。据资料记载，上海开埠后，潮州人郭某，因擅长说英语，受到洋人信任，专门代洋商出卖鸦片。不久，他开设了土行——鸿泰土栈（今宁波路），生意兴隆，财力滚滚而来。他的亲戚也紧随而至，也开土行。怡和洋行到上海推销鸦片时，擅长英语的潮州籍人士郑四太爷便抛家离室，来到上海，在上海后马路（今宁波路）开设郑洽记土行，推销怡和洋行的烟土。
郑四太爷经营有方，很快在烟土业中站住了脚，取得了巨大利益。不仅如此，郑氏为人豪爽，善于纳交三教九流人士，逐渐成为粤籍人士的领袖。他的家族成员，见其大发烟财，纷纷前来上海开烟土行，先后创立了郑永康、郑宝成、郑宝康等土行。其他潮州籍人士也在上海经营土行，如陈源大、陈有利、郭鸿泰、蔡益源等。这样，在烟都上海，形成了潮州帮土行。在潮州帮土行中，以郑姓、郭姓、陈姓为主，他们都是家族式经营，具有亲戚关系，互相帮助；在经营上，他们控制了上海的烟土贸易，垄断经营；为了避免自我竞争，他们也搞分工，如鸦片从上海外销，李裕康专走安徽，郑永康专走镇江。在与外地烟商的竞争中，潮州商帮以乡情关系，互相协助。因此，他们在上海稳稳地控制着烟土行。到了民国年间，潮州帮又与地方军阀、黑社会势力合作，继续经营烟土生意。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垄断烟土业长达60余年。
在上海的烟土行业中，行帮众多。其中仅潮州帮和大埔帮最有势力，次为温州帮、台州帮，再次才是苏州帮。
从烟土行业的上述情况看，烟土行业之经营带有明显的封建落后性：家族化、地域化的色彩过于浓厚。烟土行的内部经营状况则与普通商店相似，有经理、司账、会计、学徒等职员，大的土行职员多达三四十人。土行内的柜台上有栅栏，顾客通过栅栏上的门洞和伙计交易。栅栏后的门板上，贴上了价格布告。在土行大门踏进的地方，常常设有一个小长方桌子，上面摆着烟灯一盏，烟枪一枝，买烟土的人可以事先品尝，按质购买。在土行的玻璃窗上，贴着各式广告，如“专收干黄烟灰”一类的广告语；在厅堂上，无论是新开张还是老开张的土行，都挂着“新张志喜”、“大展鸿图”之类的大红绸幛。
烟土行有着顽强的生存能力，虽然屡遭禁止，但它变换着名目继续存在。如1927年以后，上海法租界开始禁烟，烟土行在上海九亩地（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