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46章


教士在离汉口不远的宋埠遭到残酷攻击。他们爬上房顶,想从其它房子的顶上逃走,但还是被逮住了,像逮老鼠一样,被残忍地处死。这种罪行被汇报给总督后,他表现得一点都不害怕,而是说出了以下值得记忆的言论:“我们不需要传教士。我们要反对他们,发起暴动抵抗,毁掉他们的教堂,杀死受他们蛊惑的人,是外国人就杀死。不过可怕的是,我们杀死的越多,他们就越急切地要来”。 1893年9月,我专门去了一趟汉口,与杨格非()博士和希尔()先生讨论上书事宜。这期间,在四川爆发了更严重的动乱。反教运动不仅局限于长江流域,还蔓延了整个福建省。 1895年4月,发生了圣公会11名传教士——其中大多数是妇女——被残杀的卑鄙事件。这引起了文明世界的惊恐。 我写信给上书委员会的成员,敦促他们立即前往北京,力图同最高层当权者接触。尽管大多数成员离不开他们的岗位,他们都认为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因此他们赋予我全权,赴北京与住在那儿的上书委员会成员——布劳格特博士和沃瑞博士——协商。离开上海之前,我草拟了一份更短也更切实可行的文稿,其内容得到了林乐知博士的完全赞同。随后,我收集到了传教士团体20余位代表人物的签名,包括几位主教。 9月,我到达北京时,发现布劳格特先生回国休假去了。原来打算呈交皇帝的基督教会的声明就是他起草的,他把手稿留给了沃瑞博士。我们一致同意,把我起草的那份文字少的呈交总理衙门,而布劳格特起草的那份请愿书因为篇幅太长,以书籍的形式同时呈送。因为中国人要把两份文件仔细修正一遍,并誊抄下来,因而过了很久后才呈报上去。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第一次会见李鸿章(图)
与此同时,我们决定做一些铺垫性的工作,以接近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当时总理衙门有8位成员,首席大臣为恭亲王。于是,我拜访了李鸿章,请他写封信,把我引荐给恭亲王。由于在对日战争中的失败,李鸿章很不光彩地赋闲在家。去李鸿章家的那天是9月17日,下面是当时所做的记录的摘要: “总督异乎寻常地热情,坚持要我留下来同他共进晚餐。吃饭过程中,他一再对我大加赞美之辞。谈到国家事务,他说: ⑴皇上毫无主见,完全依赖少数几个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顾问; ⑵掌权的高级官僚对国外事务一无所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读过像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这样的书。而他,不仅亲自反复读过,而且还要求他的幕僚们读; ⑶包括张之洞在内,都反对他同日本议和,鼓吹战斗到底; ⑷朝廷各部门的大臣称西方教育为“鬼子学”(意为魔鬼的学问),他们只把时间花费在中国的传统学问上; ⑸占据着学子们心灵的八股文没有任何实际效用; ⑹对那些在西学上有造诣的人,政府是不会授予官职的; ⑺《新闻报》(出版于上海的一份报纸,人们都认为它受张之洞资助)对他的攻击是不光彩的; ⑻那些能够阅读最高级的中国经典的人非常之少。 “在同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白梯克()谈话时,我得到了一下信息: ⑴实际上,翁同和(总理大臣)才是中华帝国的皇帝; ⑵中国政府应该明白,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所有协议都应当像遵守法律一样严格遵守,不论什么时候,如果忽略或违背了协议,就会导致战争; ⑶中国政府的态度,已经有了一些改变。证据是,强学会的《京报》转载广学会的杂志《万国公报》发表的文章; ⑷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对各国政府心怀怨恨,原因是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就最近发生的暴乱对他们施加了压力。 “谈到我代表教会面见总理衙门的官员并向中国政府上书的事情,他建议我请总理大臣翁同和引见,拜会恭亲王;并且见到翁同和后,要把我以前跟督抚们交往的历史向他讲一讲”。 4 后来与李鸿章的几次会见 9月23日的下午三点,我再次拜访了前总督,就像白梯克先前对我说的那样,这对李鸿章是个安慰。总督说: ⑴首席内阁大臣徐桐 在路上碰见他拜访外国公使回来,竟然上奏皇帝弹劾他,说他私下里与外国人相勾结; ⑵翰林院掌院学士不允许翰林们研究西方书籍,并且一直在诅咒西方的学术和宗教; ⑶只要权力还掌握在排外的老臣手里,所有的翰林和维新之士都将无所作为; ⑷满族人无足轻重; ⑸我应当把我的书送给恭亲王; ⑹我建议让白梯克先生进入恭亲王的幕僚集团,以便让恭亲王了解他的想法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不必仰仗那些蒙昧无知的反对派;他听了后未置可否,只是对我说:“你应该给翁同和写一封信,说明你已经在中国待了多年,曾经参加过赈济灾荒和启蒙民众的工作,因而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并且表示,你有一件非常重要、非常紧急的事情必须当面向他汇报,如果在他有空时定个时间,前去拜访他,你将感到非常荣幸”。 这是在一个小时的谈话即将结束时他对我讲的。同时,我提出了以下建议: ⑴派遣100名翰林、10名皇室亲贵去国外考察学习; ⑵对所有秀才实施外国式教育; ⑶定期在北京举办讲座,讲解当今世界的主题和重大事件; ⑷由于反战派的错误,中国被迫赔付日本两亿两白银;而我规划了一个方案,可以使总理大臣每年有四亿两白银入帐; 谈话期间,李鸿章表示希望我在北京定居,给翰林们讲讲课。他还指出,翁同和生性多疑,简直可以说没有脑子,只有一颗半信半疑的心。 9月26日,白梯克先生邀请我在塔利饭店用餐,席间我碰到了10位翰林。第二天,我拿着写给翁同和的信的草稿,又拜访了李鸿章,请他改正一下。李又给我提建议说,在跟这位总理大臣会面时,先要拍拍马屁,恭维他一番,然后“把问题一股脑地提出来,请他切实回答”;结束时要强调,整个国家的成败利钝的伟大责任都在他一个人肩上。他大约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向我表明,要使翁同和确实相信局势的危急性,有必要畅所欲言,并利用有说服力的图表和实例。在对恭亲王与翁同和进行比较时,他说,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如同石头和印度橡胶。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拜访总理大臣(图)
根据翁同和的安排,10月26日,我们在总理衙门见面。简单寒暄了几句后,他建议我们去一个更加秘密的地方会谈。他把我领进了属于同一所建筑的同文馆的一间房子里。在场的只有汪鸣銮一人。汪是翁的得力助手,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之一。 为了使他相信,谁是破坏中国政府和基督徒之间的和平的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我随身携带了两套书作为证据。其一是十卷本的《海国图志》;第二套也是十卷,出于另一个作者之手。这两种书都带有对基督徒的最荒谬的敌意。第一种,作者魏源,声称基督徒把华人的眼睛挖出来,配以铅粉,炼制白银,外国传教士因此而致富;第二种书宣称,传教士制作迷幻药,使妇女发狂;制造摄影机,偷取被摄像者的灵魂。我向总理大臣指出,这种种诽谤的目的,在于制造反对外国人的动乱。他问我,谁是应当为此负责任的居心不良之徒。我回答说,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他说那不可能是真的。作为回答,我拿起上面提到的书中的一本,翻到书中对基督徒进行诽谤诬陷的地方,指给他看;接着,我又让他看了第一卷里由左宗棠——那位从俄国手中收复伊犁的伟大总督——撰写的序言,说:“你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位杰出的将军”。随后,我打开另外一套书,把含有错误指控内容的那一页折起来,又翻回第一卷,可以看到云贵总督王文韶的名字。“你会认为这个人也是一位高级中国官员,”我又加了一句:“你心里肯定很清楚,这本书不久前刚被重印了,就像中国的蓝皮书(《经世文编》)一样,为了能在整个帝国广泛传播而采用简装形式。当普通人读到这些诽谤——包涵在通俗性的印刷品中、带有国内高官签名认的认可的对基督徒的诽谤——时,我们不敢想象他们会不会受到蛊惑而发起暴动,屠杀基督教徒。” 看到我的观点无可辩驳,总理大臣哈哈大笑,嚷道:“你在中国住的太久了!”,就这样,他被我的观点所征服了。 接着,我指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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