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口述历史》第11章

你祖父的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不过，你不要太伤感了，你要保重啊。”听了他的一番话，我也感动得潸然泪下，那情景今天还历历在目。这都激励我要更好地学习，来报答他们。邵老伯和张谰是同乡，他学佛、信佛，主张和平，有点书呆子气，后来也成为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为和平建国之事，曾和蒋介石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气得蒋介石直拍桌子，说他是为共产党说话。为此，他又气，又急，又怕，不久就病死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邵一诚，一个叫邵一桐，邵一桐也笃信佛教，自己印过《金刚经》，还给我寄过两本，现在都在成都工作。而唐老伯的结局很悲惨，解放战争中，在四川竟失踪了，不知是死于战乱，还是死于其他原因。成为美谈的是，邵一桐后来和唐老伯的女儿，当时大家都管她叫唐小妹，结为夫妻，生有两个孩子，其中的邵宁住在北京，他秉承了祖父、父亲的信仰，对佛学也有很深的修养。我还在某年的春节去看望过他们。后来我听说邵一桐先生得了癌症，便两次特别嘱托四川来的朋友给他捎去一些钱表示慰问。
我十二岁才入小学，在入学前还发生过一件近似闹剧的事情，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妨说一说。
1924年，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按优待条件苟延残喘在故宫内的宣统小王朝，面临随时被扫地出门的命运。这时溥仪和他的一帮遗老虽仍生活在故宫里，继续在弹丸的高墙之内称帝，实际上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只能管理他的宗室了，因此还设有宗人府，而地点却在美术馆西南一带，即后来的孔德中学的东厢房。当时宗人府的左司掌印叫奕元，他查我家档案，知道我曾祖、祖父因下科场而主动放弃了封爵，我父亲死得又早，还来不及封爵号，看我可怜，趁着现在还没赶走，掌点权，便让我袭了爵号，封我一个三等奉恩将军。这当然是有名无实的虚名，一文钱、一两米的俸禄都没有，只是趁着宗人府还没被吊销，抓紧时间滥行权力罢了。看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早已有之。我当时为这件事还去了趟宗人府，见到了三堂掌印，掌正堂的是载瀛，算是履行了手续。冯玉祥逼宫后，溥仪连故宫也呆不下去了，跑到了天津，他手下的宗人府所封的封号本来就是一纸空文，现在自然更是空头支票。但这张诰封实在有意思：它是丝织的，一段红，一段绿，和清朝原来的诰封形式完全一样。上面的内容大致是，根据优待条件，启功应袭封三等奉恩将军。任命的内容虽是宗人府的，盖的大印却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真叫文不对题，不伦不类。我本来一直保留着它，这决不是我留恋那个毫无价值的三等将军，而是它确实是一件打上了特殊年代的烙印、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文物。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我不敢不把它烧掉，因为如果让红卫兵抄出来，那我的罪过就不仅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要复辟封建主义了。
我十二岁才入小学，之后又入中学。其间平平淡淡，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甚至有些起止升转的过程、细节都记不清了。所幸有热心的朋友找到了我读小学和由小学升中学的文凭。（见图见侯刚著《启功画传》第12页及第16页照片两幅）文凭所记当是最准确的。我上的是马匹厂小学，它属于汇文学校，是汇文的一所附属小学。在“北京汇文学校”的“入学愿书及证书”上，附有小学“校长证明书”，证明书是这样写的：“兹有学生启功自民国十三年正月至十五年六月曾在本校肄业，领有毕业证书，所有该生在校成绩今据实照表填写，品行尚为端正，特此证明并介绍直接升入贵校，即致北京汇文学校查照。”可见我上小学的准确时间是从1924年1月到1926年6月，也就是说，我读小学是由四年级第二学期插班开始，直到小学毕业，然后于1926年升入中学。在这份证明书上，为我具保的是自来水公司职员张绍堂。而证明书一侧有声明“介绍直接升入本校只限曾在本校注册之学校”，可见马匹厂小学当是汇文注册的附属小学。而在北京汇文学校“入学愿书及证书”上，填写我的年龄是十五岁，欲入的年级为“初级第二年”因小学六年级已含有初一的课程，所以我在读中学时又跳了一级。而在这份证书上填写的家长是我的姑姑恒季华，足见我姑姑在我家的地位，而为我具保的变为自来水公司的经理周实之。
第四部分第13节　中小学生活
热心的朋友又找到了汇文学校“辛未（1931）年刊”我写的“一九三一级级史”一文，这篇文章是因为“高级三年征记，爰为是文”。（见图《启功画传》第18页）大概我的古文写得比较好吧，所以大家推选我代表全年级来写这篇级史，这并不偶然，因为当时我正随戴绥之先生学习古文（见后）。在谈到中学教育的重要性时，我这样说：
英才教育，尤为国政导源。然小学始教，要在广施；而大学专攻，非能遍及。是以进德之基，深造之本，舍中学其焉归。入学既久，效已可睹，成兹九仞之山，端为一篑之积，则高级三年，诚难忽视也。
我在高中读的是商科，对商科的重要性，我是这样认识的：
至于商科，货殖是究。鸱夷用越，阳翟得秦。谁曰居积可鄙，庶与管仲同功。
“鸱夷用越”是指范蠡在越国经商致富的事情，“阳翟得秦”是指吕不韦因经商而取得秦国政柄的事，管仲则是战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对于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及其昂扬热情，我是这样形容的：
此三科者，数十百人。奇才杰出者，不可胜记，而成绩因之而斐然可观矣。每见课余之暇，三五相聚于藏书之室，切磋琢磨，同德共勉，为五年率。攘攘熙熙，相观而善。暇则或为指陈当务之文，或作坚白纵横之辩。或出滑稽梯突之言，或好嬉笑怒骂之论，往往有微旨深意，寓于其间。
我虽为高三年级作了这篇级史，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在汇文中学正式毕业，只是肄业而已。原因是这样的：我小时侯念了几年私塾，当时家里不准我学英文，我上小学、中学又都是插班，所以英语成绩比较差，越念到后来越吃力。当时我有一个同班好友叫张振先，他的英语特别好，同学经常找他帮忙“杀枪”，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当“枪手”——谁的作业不会了，就请他写。高二那一年的英语考试，我估计自己不行，也请他为我作一回枪手。可那一回他有点犯懒，替我作时没太下工夫，内容和他自己的卷子差不多。老师“很高明”，一看便说，这两篇雷同，不行。他还算手下留情，说起码要在第二年重写一篇，否则不能及格。当时我正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地随戴绥之先生学习古文，全部的兴趣和精力都在那方面，对英语一点兴趣也没有，别说第二年了，就是第三年我也写不出，于是我也就不管什么毕业不毕业了。为此，我有点对不起我的另外一个恩人——周九爷周学先生，也就是为我提供中学担保的那位自来水公司经理周实之先生（为我提供小学担保的张先生是他的属员）。他也是我曾祖的门生，他的父亲叫周馥（玉山）是李鸿章的财务总管，家里很有钱，后来生活在天津。我曾祖死后，他还坚持来看望我们。每次到北京，必定来看我的曾祖母，他一直称她为师母；我曾祖母也必定留他吃饭，关系很好。周老先生表示愿意资助我一直念下去，直至大学，以至出国留学。这样一来，我就辜负了他的美意。但他善良的愿望其实并不合实际。即使我英语及格了，将来能留学了，那谁管我的母亲和姑姑啊？我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啊！我家还有两个亲人，他们把我拉扯大，现在是反过来需要我照顾、抚养她们了。我当初为什么选择商科？还不是觉得它和就业、赚钱更直接吗？而我为什么那么努力地跟戴绥之先生学习古文？就是因为后来我发现商科不适合我，我要学点适合我的真本事，并靠它找点工作，谋份职业，养家糊口，生活下去。所以到了高三，我也没再补考，中途辍学了。而我家和周九爷的关系却一直保留下去，他帮助过我三叔、六叔谋过职。后来我到辅仁大学工作，当了副教授，还特意到天津去看望他，他还热情地请我吃饭。说来也巧，周九爷的孙辈周良、周骆良、周骘良（后改为周之良）后来都在北师大工作，我们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