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67章

毙者不计其数。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受命率军入援夏贵，在灌子滩亦被蒙军击败，文虎自己以轻舟遁走。这一仗透露出来的消息是：刘整训练的蒙古水军不仅已经适应了大江大河上的作战，而且在数量及装备上也超过了对手，开始具备与宋军水师全面抗衡的实力。帝国军队在战术上的惟一长处也被敌军制服，如果不在战略规划和主观意志上有所弥补，实在也就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十二月，吕文德在深深的自责中郁郁成疾，背发疽疮而死。他始终不能为当年允许蒙古人设置榷场的错误而释怀，临终前常常自言自语的一句话就是：“误国家者我也！”其实，他如果早一点识破蒙军合围襄阳的计划，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汉水的畅通，也就没有必要为前一件事情后悔。吕文德念念不忘榷场之事而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后来的轻敌之谬，再次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军事统帅的合格人选。
文德死后，范文虎被贾似道任命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总领禁军。这个人当然比吕文德还要逊色许多，因为他既不具备军事才能，道德品质上也有很大的问题。严格地说，文虎与他的岳父在某些方面简直就是一丘之貉，后来襄阳的失守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他一手造成的。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正月，帝国面临的严峻态势已经无法回避了。贾似道终于开始部署决战规划，起用高达为湖北安抚使知鄂州，孙虎臣为淮东安抚使知淮安，吕文福为淮西安抚副使兼知庐州，吴革为沿江宣抚使、黄万石为沿江制置使。同时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负责增援襄阳。此时襄阳被围业已两年。
李庭芝原来也是孟珙部下，是一位忠勇有为之士，孟珙死后将他推荐给贾似道，在军事设置方面对似道有过不少襄助。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后主管两淮制置司，成绩卓著，声名斐然，被朝野视为良将佳选。此际出任增援重任，确也是众望所归。
但范文虎却极为不满，他在给贾似道的信中说：
“末将率数万兵马进发襄阳，一战可平。只求不受别人节制，如此则事成之后，功业自归恩相。”言下之意，就是不愿庭芝抢功。
似道当然高兴，女婿的功劳也就是自己的功劳，他又何尝希望庭芝独建奇功。于是，似道立即升衔文虎为福州观察使，指使他从中掣肘廷芝。似道此时的地位权势已经俨然就是天子，他以一己之好随心所欲，宗庙社稷的安危存亡不在他的考虑之中。如此君不君、臣不臣，国家本身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虽然我们不能把亡国之责全推到一两个人身上，但奸佞之辈的胡作非为却能够加速败亡的进程，这也就是奸人不生于乱世为害不烈的道理。遗憾的是，这个悲剧似乎总是无法避免，衰世与奸佞实在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同一体，衰世必然滋生奸恶，而奸恶只有在疲敝之世才能为所欲为。
李庭芝到任以后，屡屡约请范文虎共同举兵入援襄阳，但文虎就是不予理睬，他以取旨未到为借口，一直按兵不动。在时势岌岌可危之际，文虎依旧日日与妓妾、嬖幸击鞠宴饮为乐，不仅未把李庭芝看在眼里，丝毫也没有把襄阳放在心上。文虎勒兵不进，李庭芝也就巧妇难炊，增援之事一拖就是近一年。
在此期间，朝廷也有不少人为襄樊的安危忧心忡忡，左丞相江万里就曾屡请贾似道增兵入援。然而江万里这个人虽不失忠直，但魄力不够，在似道的沮骇下，最后只有力请外任来逃避现实，并未能在朝堂之上尽到自己的义务。先后离朝的还有王应麟、文天祥等人，都因为力主入援襄阳而被似道排斥。如此一来，朝间仅剩的一些端方忠勇之士也被贬逐略尽，国事遂益无可为。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二月，襄阳守军竭尽全力，派出步骑兵万余人、战船百余艘攻打万山一带，又被蒙军击败。与帝国的迟缓动作相反的是，阿朮与刘整仍然在紧张地打造战舰、操练水军，并加强了对襄樊的压迫程度。到了八月份，襄、樊被围已近三年，渐渐也有疲敝之态。
但我们的宰相贾似道却仍在临安葛岭的府第中逍遥自在，大兴土木，挥金如土，极尽奢侈之能事。在新造的“半闲堂”中，似道挂起了自己的肖像，在像下时时与道士们挥麈闲谈，探究性命之术。似道好色，倡优乃至尼姑貌美者，无不纳入后闱，宫人叶氏有美色，竟然也被他取作姬妾。似道累月不朝，但却常常与群妾踞地而坐，斗蟋蟀为戏。此外，他最喜欢的消遣是收集宝玩，为此建造了一个“多宝阁”，一日一登，迷而忘返。似道嗜于古玩器物的程度近似于疯狂，甚至为了一条陪葬的玉带，竟将功臣大将余玠的墓冢挖开。这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掌握生杀大权的宰相在他的威福臻于鼎盛之时，已经完全暴露出他那种市井无赖的固有禀性。
现在的贾似道已经可以入朝不拜，这是开国元勋才能享受的崇高礼遇。不仅如此，退朝之际，天子尤还必须起立避席，目送他出殿以后才能坐下。很明显，似道不仅成为帝国实际的主宰者，甚至在名义上也凌驾于天子之上，任何一位挟权自重、作威作福的权臣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无须怀疑的是，贾似道既是个轻薄无行之徒，他自然就不会具备士大夫们才有的那种传统理念和道德原则。
就在八月份的一天，度宗问他：
“襄阳已被围三年，如之奈何？”
似道故作诧异：“北兵早已退走，陛下何出此言？”
天子无知，实话实答：“适有女嫔言之。”
似道岂能放过，逼着度宗说出这位宫嫔的姓名，随后立即赐死。自此之后，边事虽急，也无人再敢饶舌。
似道的所作所为常能使天下臣民们想起秦桧、韩侂胄以及史弥远，令他们感到困惑无比的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早年的权臣奸相都曾无一例外地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如何眼下竟水波不兴？这个问题同样使后人百思难解，他们在痛责这位奸佞之臣的同时，常常也不免感慨万千。尽管这许多疑问都各有各的道理，但却无疑都是庸人自扰，因为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
牵制政治独裁的惟一力量是军队，如果武装势力不足以与政治权威相抗衡，或者其本身已经被某位独裁者所掌握，那它就不仅不能制约政治，相反却还能成为政治压迫的帮凶。贾似道虽没有能完全控制军队，但帝国的武装力量早已非同往日，握兵大将既然不能立寸功于外，又何以威胁权相？而士子们永远都是手无寸铁，他们的全部所有不过是心中的一腔忠诚而已，书生意气可以指点江山，却无法做到诛桀伐纣，一切都要靠武力来解决问题。最悲哀的是，帝国武将的懦弱并不完全体现在对付敌寇方面，他们在专横霸道的独裁者面前同样胆小如鼠，为了逃避迫害，最后竟还不得不选择投降的道路。那位掉转矛头的刘整不是第一位，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位。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一名蒙军将领张弘范突然发现了襄阳久围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原来，汉水补给线虽被切断，出口也被堵死，但并没有做得很彻底，背后的江陵、上游的归州与襄阳之间始终有零散宋军来往。特别是襄阳西面的粮道被蒙军所忽视，使得间断的补给仍能达于围城之中。于是张弘范郑重向蒙军统帅部提出：筑堡万山以绝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从根子上切断襄阳与外部的联系。这个建议被采纳，襄、樊终于陷入了真正的苦战。
翌年五月，忽必烈调整了战略，在西线开辟了第二战场。另遣两路兵马扫荡四川，一路由赛典赤、郑鼎率领水陆军西击嘉定，一路由汪良臣、彭天祥、札剌不花等从重庆、泸州、汝州等地顺流而下沿途巡击，意在牵制上游宋军，进一步肃清襄阳的侧翼。忽必烈始终没有在东部动手，这是因为蒙军的优势在西面，攻打襄阳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的东下，因此便把两浙先放在了一边。这是一个集中兵力的明智之策，但能否实现的关键还是襄阳战役的成败与否。
襄阳军民的意志力和战斗精神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以孤城寡力独挡数倍于己的汹汹之敌，并能成功坚守了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