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42章

积银1250万两。兹后在公元1592年及1597年明军两次被遣往朝鲜阻挡丰臣秀吉的入
侵，作战时两方都犯有战术及战略上的错误，经年胜负未决，只是明军能支持到15
98年秀吉之去世，因此虽无决定性的胜利却已达到战果。造成这结局的一个主要因
素，即是支用张居正揽政时代之库存，使军费有了着落。
可是张居正从未企图改组政府或重新创制文官组织。除了加紧边防之外，他唯
一可能导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骤乃是1580年的全国士地测量。不过在测量结果尚待审
核之际张本人先已去世，以后无人主持，其数字未得继任者的切实注意。
张居正的筹措虽有限度却已使百官踧踖不安，一到这运动的主持者身故，反对
派及被他逐放的人物也乘机卷土重来。而另一批人则认为张逾越了他的权限，他们
联合起来进行一场平反，而此时拥张人物及其所提拔的官员则被排斥，他所主持的
各事也为之停顿。
万历皇帝到此已成年，他接受了反对派的指摘，认为张居正确实蒙蔽了御前的
视听，而下令褫除张居正生前的各种荣衔。他没有看清臣下本有各种小集团，也各
怀不能公开的利害关系，倒因借着拥张与倒张，整肃和平反，更分成派别。再加以
万历自己对于传位的问题处置乖方，使情形更为恶化。这两件事原不相关联，只是
彼此都与明帝国的基本组织有关。自当时人的眼光看来也彼此都与道德有关，于是
各种问题一起时汇集，都助成党派间的辩驳。1587年前后，臣僚又开始因对皇帝之
诤谏而指责御前的过失，称万历奢侈荒殆，偏爱于皇三子的母亲。
起先万历赫然震怒，可是他领悟到，惩罚向他攻击的人，只使他们在其他诤谏
者心目中成了大众英雄，于是他也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他将各项呈奏搁置不批，
重要的官位出缺他也不补，同时住在深宫之内，停止了各项仪节，不在公众之前露
面。
当他向臣下罢工，使百官缺少绝对仲裁的权威时，皇帝已不能加于他们头上更
大的灾害。后来臣僚又集中攻击各大学士，使有为的人无法安于这职位。在这情势
愈来愈不对之际，一群较年轻的官僚组织一种重整道德的运动以期挽回颓局，因为
当中有好几个利用无锡的东林书院作为议论朝政的讲坛，他们的运动也被后人（尤
其是今日西方的汉学家）称为东林运动。可是要拯救明朝，除此而外，他们不能采
取更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手段。在我们看来，明朝的上层官僚组织已将道德的名
义一再滥用，因着意识形态造成派别，其争执愈为笼统抽象，愈使他们无从看清当
日的技术问题已超过他们所能对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们所谓“宪法危机”尤然。
当东林人士自称君子而指责其他的人为小人时，和他们作对的人也与他们一样，使
用窄狭的眼光，随便评议人物，只不过将君子与小人的名义倒置，而应当作仲裁的
皇帝却高高在上，不闻不问。
朝代的殒落
经过这段蹉跎之后，万历之孙朱由校亦即明朝的第十五个皇帝（他即位时紧接万历，
因为第十四个皇帝朱常洛在位只一个月），在位期间有一个“宦官独裁者”魏忠贤
出现。他用特务人员迫害文职官员，使各方愤怒。可是今日研究历史的人将所有纪
录仔细检讨，只看出当时的官僚组织已不堪管制，文官吵闹之中却无一定的目标，
也所不能自辞其咎。
万历时代还发生一些事没有被人察觉。白银由海外流入，使东南受益却未及于
西北，西北诸省倚靠中央政府向边防军的津贴，才能维持平衡，而且流通于全国的
银两总数也有限。例如张居正存积库银时立即引起通货紧缩，重要的商品价格因之
下跌。当明帝国用兵于东北，与满洲人作战时，朝代的资源重新安排，实陷西北区
域于不利。我们不能忽视此中关系和以后流寇横行于西北的影响，他们终使朝代倾
覆。还有一点则是北京政府处在各种争论而且僵化之际，全国各处地方政府之行政
效率也都有衰退的情势。
这些隐性因素必须与明朝覆亡的显著因素相提并论，例如万历的懒惰与奢侈。
而最值得注意的：此时缺乏任何值得振奋的因素。张居正身后被谪，等于昭告中外
明朝已无从改革。
玩世不恭的万历无法逃脱应有的后果。公元1619年4月，去他死期不远，他的1
0万大军在今日东北被日后庙号称清太祖的努尔哈赤击破，后者最多亦不过率兵6万，
却胆敢以骑兵向拥有火器的明军冲锋。现存的文件证实，清朝的创始人将明朝之天
命夺取过来之前．已看清对方的各种弱点。
努尔哈赤自己将于下一次的战役中殒身，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生命尚有一年有余。
他的皇位终于传给他不愿由之接替的儿子。一个月后他的一个孙子又接替为继承人，
也在位不过7年。另外一个孙子再接替而在位17年，终于在朝代覆亡时自缢殉国。可
是自1619年战败，朝代的命运已被注定，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只有令人感到颓丧。
战场上一时的胜败不足以左右一个基本方向：明帝国今后要两面受敌，西北有农民
暴动的流寇，东北有满洲的骑兵，而帝国的财政资源大致在南方，无从有效动员利
用，去支持这两面的战争。最后，亦即第16个皇帝朱由检，为人急躁而带不妥协的
性格，只向各方表现出命中注定他轮上了一个悲剧性格的角色，却又罄其所有地挣
扎，结果，成为一段实足道地的悲剧。
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
面对流寇及满洲人的内外侵扰，财政早已破产的明朝迅速崩解，清朝大军随即
在吴三桂等开关延领下，入主中国。尽管他们是来自长城外的异族，尽管他们曾因
实施薙发令和文字狱，而大肆屠戮汉人，但在他们刻意弭平满汉间歧异的努力下并
未引发大规模民族冲突。相反的，历经清初四帝的治世，清朝成为满洲人和汉人共
同的帝国。
满清入关之后，地方上之抵抗首先在长江下游零星展开，以后又在湖广与广西
持续进行。看来要是有合适的领导，各地方人士不是没有牺牲的决心。那么他们何
以当初又如此的短视不慷慨捐囊，筹募适当的人力与物力拒敌于千里之外，及至清
兵犯境才仓促举兵？
这一类的问题没有简单直捷的答案。
此悲剧牵涉之广泛，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当中主要的几段发展。历史家似有
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迄至1644年明军欠饷达白银数百万两，很
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一般看法则又称，自军兴加饷以来，各地税收过高，
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赋税有附加，超过全国纳税人力之能及，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
身，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压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
其崩溃有好几个原因在。第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
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户部只好将额外征
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其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
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早在1632年各处缴解中央政府
的欠税数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县计即已为全国县数的四分之一，当中有134县分
文未缴。第二，即在各县之内，新增税也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过去
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政府整数贡献，之后就得到了忧免的特权。迄至
朝代覆亡前夕，有些县份一县即有如此的特权一数1000户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
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第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
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日全国民间
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所以其赉付之数量过于庞大。第四，即
使此庞大数目之银两如计划北运，其运转也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在16世纪末期，
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镇输银500万两，接收之地区即用此数购买棉花、
棉布以及其他产自南方的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突增的时候，
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数目之南还。向从来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
价昂贵。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