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第24章


地绕过了要害部位,从一个无关大局的地方穿过去的,从而对国民党打了他三枪的拙劣枪法进行了轻蔑的嘲笑,并谦虚地表示,他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几颗牙齿而已。 
姨父掐指计算,那年的宋更新老师已经是接近六十岁的人了,身体依然健壮,笑声依旧爽朗。他在武汉玩了数天,忽然说,啊,就要开学了。姨父给他买了车票,他又乐呵呵地告别都市霓虹,跑回南充教书去了。 
姨父时常怀念宋更新老师,他觉得,江城有一盏霓虹灯是属于他的。 
姨父又摇头叹息说,掩护宋更新、支持学生投奔延安的丘树勋校长就大不一样了! 
解放后,姨父和六姨第一次回到家乡永兴场,就特意看望了丘树勋。那时刚刚经历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丘树勋在旧社会当过联保主任,只是挂名,没有恶迹;曾经是地主,却不善理家政,解放前已经没有土地了。他醉心于乡村教育,为乡亲、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是人所共知的,政府和群众都没有跟他过不去。倒是他自己一天到晚地心惊肉跳,如临深渊般地战战兢兢。姨父说,我要替他说话,让他把腰杆直起来。 
区委书记邀请姨父去区政府吃饺子,姨父特意拉上了丘树勋。解放后的区政府设在刘备庙,这是国民党区公所的老地方。丘树勋一走进刘备庙就怵然心惊,像耗子一样缩在昔日弟子的背后如影随形,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姨父请他坐上席,他怎么也不肯坐。姨父把他按在座位上说,学生请你坐你就坐呀,这个座位是你的。他磨磨蹭蹭地坐下来,屁股却没有完全落实在椅子上,只是挂在椅子边边上,神情惶怵,如坐针毡。姨父一边吃饺子,一边为他评功摆好,说,你虽然当过联保主任,可大家都知道你只是挂个虚名。解放前几年你已经没有土地了,家里是个空壳壳。你两次解救、隐蔽宋更新,还营救过别的党员。我们上延安,也是得到你支持的呀!丘树勋还一个劲地表示谦虚说,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但他总算安下心来,吃出了饺子的味道。
6。他们的灯光在哪里(2)
姨父离家前,又找到县长、县委书记,讲了丘树勋对革命、对家乡的贡献,县政府就安排丘树勋当了民政科科长。姨父大发感慨说,这个老先生呀,他不敢当官儿,也不会当官儿,一当上科长,手脚又没处放了,只干了几天,就自动辞职了。县里给他发了退职费,他很快就用完了,没吃没喝,他只好炸油条、油果子卖。他炸的油条是死疙瘩,几乎可以当棒槌用,卖不出去的呀!他又尝试过贩卖草鞋,把一二十双草鞋挂在门口,却不会吆喝,草鞋老挂在那个地方,人家不知道那是什么用意,草鞋发了霉,也没人要他的。看来,这位老先生只能当个好绅士,只能穿上长袍大褂,文质彬彬、忙忙活活地做好事。到了新社会,绅士不时兴了,脱了长袍马褂,干啥不像啥,他就六神无主了。 
姨父第二次回去,看到鳏居多年的丘树勋又找了老婆,好干巴的一个女人,啥也不会干,连饭也做不了,老两口过着好干巴的日子。姨父又为他说情,县里就按月补贴他一点钱帮补家用。他却从来没有求过政府,也从来不会向姨父写信叫苦。姨父第三次回去,丘树勋已经死了。他是丘家寨的人,后来住在永兴场街上的一个破屋里。他就死在这个破屋里了。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在江城,姨父找不到属于他的灯光。 
姨父又谈到投奔延安途中用表决方式劝阻回家的两个同学,他们是含泪而别的,他忘不了这两个同学为大家作出的牺牲。姨父第一次乘坐一辆美式军用小吉普回到家乡,就去看望他们。一个同学已经找不到了。他去郑家寨找到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农民,正在稻田里插秧,黧黑的面庞上过早地刻上了皱纹,几乎认不出来了。姨父站在田埂上向他问候,跟他搭讪。他看了看他的空袖筒,表情感伤地道了辛苦,就漠然地站着发呆,再也找不到话说。姨父望见他的两条泥巴腿还插在稻田里,手里还拿着稻秧,似乎在急着插秧,便与他互道珍重,挥手告别了。回头看他时,他的腰已经深深地向稻田弯下去。此后,姨父再没有见过他,只听说他终生务农,当过生产队长,跟所有去到延安的同学都没有联系。不知在什么时候,在那个遥远的村庄里,属于他的那一盏灯已经无声无息地熄灭了。 
我问,考儿嗲嗲呢? 
姨父说,他有他的灯啊,那是一盏大烟灯。他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好医生,却因为吸大烟毁掉了一生。你见过吸大烟吗?你在电视剧上看到的不算数,电视剧上好多吸大烟的道具、动作都不对头。导演和演员没见过吸大烟,怎么不来找我问问呢?我小的时候,开江县永兴场上两百多米长一条街,就有好几家大烟馆,开烟馆的就像现在开面馆的一样多。走进大烟馆,就见一块床板子,铺一张破席子,席子上有一个乌黑的枕头,或是垫着一块砖头当枕头。抽大烟的人去了,大烟馆的老板就给他一个麻将牌那样大的竹块块,竹块块上有一个凹槽,凹槽里放着很小的一块大烟土;然后给你一个灯盘子,盘子上放着一盏灯、一杆烟枪、一根烟签子。你接了灯盘子,给了钱,才能拿起烟签子,在灯上烤热,再蘸着大烟搅拌,裹起一个烟泡。把烟泡插在烟枪上,再把烟签子抽出来扶着烟枪上的烟泡,对在大烟灯上边烤边吸,不要让烟跑掉,这就叫吸大烟。给老板三个铜板,吸一个烟泡就走,就像是去饭馆吃一碗面一样简单。有的人要烧两个烟泡,就要给六个铜板。有的人来大烟馆请客,两个人对着“吸溜”。 
姨父又问我,你见过大烟花吗?大烟花开起来好漂亮啊,花开遍地,有红色的、有白色的,田野里一大片一大片的,就像你们洛阳的牡丹花那么大的一朵,几十亩地一大片。到了割烟的时候,头天晚上要拿一把特制的刀——在木把上裹一个很薄、很锋利的刀片,在大烟果上割一刀,让浆流出来;第二天早上出太阳之前去收浆,浆已经变成棕色或黑色的干膏,要拿一个竹片片,从大烟果上把干膏刮下来;身上带着一个竹筒筒,把干膏收到竹筒筒里。收浆以后要晒,晒出来的叫“生土”。开大烟馆的老板、老板娘,要买来“生土”搅水过滤,过了渣子,剩下的水放在铜锅里熬,熬成了“熟土”,再分成小块,这就是大烟馆里的大烟。 
姨父神情郑重地作了一个假设,如果他不去延安,后来是不是种大烟或是也有了一盏大烟灯那就说不准了。他说,去大烟馆里抽大烟的,一般都是社会底层的人,有抬轿子、抬滑竿儿的脚夫,有各种做小手艺的,有赌博赢了钱的街痞子,也有像考儿嗲嗲这样本可以光彩地活着、却被大烟夺去了志气的人,辛辛苦苦挣了几个钱,都拿去抽了大烟。全国解放后,他第一次回家就特意去看望考儿嗲嗲,大烟已经害得他骨瘦如柴。姨父第二次回家就看不到考儿嗲嗲了,他已经拄着长长的烟袋管跌跌撞撞地走完了自己的路。
五 东湖万花筒
1。周恩来与三斗坪(1)
1959年;周恩来总理(前排左二)视察三峡坝址三斗坪(前排左一为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右三为朱汉雄) 。 
姨父说,周恩来总理到武汉次数很多,却总是来去匆匆,有时只是过境,只在机场停一下。姨父感到机场餐厅过往人多,饭菜不新鲜,就带着厨师和新鲜食物去机场,给总理做一餐饭。总理吃了饭,顾不上谈话,握握手,打个招呼,就登机走了。 
有一次,毛主席住在武昌东湖南山。周总理在北京接待了朝鲜金日成首相,金日成还要来武汉与毛主席会见,周总理就提前一个小时乘飞机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中央警卫九局张文鉴科长事先给姨父打电话说,总理到达武汉时,不要别的人接,你去接就行了。姨父就带着车子到机场迎接总理。总理从机场到主席住地途中,一直沉思默想着什么事情,突然问他:“你们湖北的棉花怎么样啊?收购的情况、入库的情况怎么样啊?”姨父一脑子装的是总理的安全,没想到总理会问他棉花的事情,呆呆地愣了半晌,才说:“总理呀,我是警卫处长,你没有让我管棉花呀!张文鉴告诉我,你不要省里的头头来接你,可你问这棉花的情况,只有省里的头头答得上,我答不上来呀!”周总理大笑。 
到了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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