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高华文选》高华文选-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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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持续跃进”的欢呼声中,1960年3月江苏省委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对江苏省各级干部的动员会。专程赶至南京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号召与会干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没有底,干劲越鼓越足,上游越争越上,越多快好省,越来就越多快好省。”为了给各级干部“鼓干劲”,柯庆施更加语出惊人:“今年‘越’,明年再加上一个‘越’,是‘越越’,后年再加上一个‘越’,是‘越越越’。总路线为什么会万岁?就是因为年年有个‘越’字。”⑤听到了柯庆施的报告后,与会干部纷纷表示拥护。他们称赞道:柯的报告“既通俗,又深刻,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化”,“亲切深刻,击中要害”,是一次‘大开寂’”。⑥这次会议结束后,江苏省的“持续跃进”果然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新高潮的重要标志之一即是在全省大规模地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在北京的指示下,专门成立了江苏省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以布署引导全省运动的进行。 
与农村相比,城市中存在着多种阶层,社会结构比农村更为复杂。针对这种情况,江苏省委认为,快速实现城市人民公社的关键在于首先要坚持“政治挂帅”,做通居民的思想工作。在省委的指导下,江苏省的各种报纸、广播广泛地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在这类宣传报道中,对于不愿入社者,轻则称之为“落后分子”,重则冠之以“右倾分子”的帽子。在进行普遍宣传的同时,还重点就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问题举办大辩论,这类“大辩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各种对城市人民公社的“错误思想”和“反动言论”。密集的宣传终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仅用一个多月,江苏省十个市,就“规划建立了45个城市人民公社。”⑦根据江苏省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的调查,70%多的城市居民积极拥护公社的成立,其中主要是“工人、干部和劳动人民以及他们的家属”。⑧由于社员入社须将个人财产转为公有,而他们并无多少私人财产,入社不仅不会给自身的利益带来实际上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因财产公有而使自己从中受益,因此他们对于公社的建立“欢欣鼓舞”,甚至有人还热情歌颂———“毛主席给我们办了许多好事,现在又给我们办人民公社,我们一定永远听您的话,永远跟您走。”⑨对参加城市人民公社抱消极态度的人群多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①各级干部动员他们捐出个人存款、房屋、家具,对公社企业进行投资……。在这种强制性的政策面前,他们只好采取变通方式———到市场上抢购如手表、收音机等物品———以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财产。无独有偶,比邻江苏的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现象:“上海一些人向银行提取大量存款,商店里的手表、金刚钻戒指迅速脱销”。② 
对“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批判推动了城市人民公社建立的步伐,各地党政领导都十分重视以国营工厂为支柱建构的城市人民公社。南通市即以国营工厂为中心建立了六个城市人民公社。文教单位也不甘人后。南京大学领导提出要建成“南京大学人民公社”,“实行全校师生吃饭不要钱,在三五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大学。”③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则组织居民成立以街道为中心的人民公社。城市居民则“对号入座”,选择加入不同类型的人民公社。4、5两个月间,各地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城市人民公社。 
随着城市的人民公社化,城市开始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这一过程中,空想的乌托邦逐渐融于现实生活之中,整个社会都处于这种亢奋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气氛之中。 
这在以下四个方面显得尤为明显: 
第一,在人民基本生活方面,城市人民公社实现了生活集体化。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最能突出说明这一点。公共食堂既是“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又被视为新生活的桥头堡。于是各种宣传工具奉命开足马力,反复告诫群众“食堂是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公社领导则组织社员大办公共食堂。“至4月下旬,仅南京市玄武区办起各类食堂454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居委会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927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④据统计,截止4月底,江苏十个城市共“建立了九千三百多个食堂。就餐人数一百七十一万五千多人。”⑤与农村农民公社一样,公共食堂成了城市人民公社的一大象征。 
第二,在集体福利方面,为了显示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各个城市人民公社掀起了大办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站、敬老院的运动。然而并不是任何符合条件的社员都能从中获益的。因为集体福利的分派也要体现阶级优先与阶级差别的原则。南京市白下人民公社的敬老院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白下区建成白下人民公社后,将原先办的敬老院划归下属的分社管理。上级指示白下区人民公社,出身劳动人民的孤老可进敬老院养老;至于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孤老不应进敬老院,而应由公社组织教养院教养。⑥ 
第三,城市人民公社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工业生产组织。工业生产离不开工厂,建设工厂本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在一片跃进的火热形势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依靠“小土群”的方法,公社工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这些工厂与原先的街道办工厂被看做是城市人民公社工业的支柱。北京对这些工厂寄予厚望,称它们为“工业战线上的一支新生的力量”。 
在制定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国家计委更是要求它们达到产值增长一倍的目标,实现产值四十亿。⑦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江苏各地社办工厂,充分发挥“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配合同时开展的技术革新运动,“大闹技术革命”。“新技术”与“尖端产品”从社办工厂中不断涌现,产值也是屡创新高。当时的报道宣称,江苏省的社办工业和街道工业仅用一个季度就达到了产值七亿元。①但是和一些国营大中型企业相比,社办工厂工人的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白下区社办工厂的一些复员军人因此而“产生了攀比思想,有的甚至不安心于生产和工作。”② 
第四,在妇女解放方面,公社积极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被“解放”的妇女被安排参加各项工作,从而实现了“变消费者为生产者”。据当时的报导,“许多妇女反映:成立了公社,参加了劳动,家庭不知增加了多少温暖,邻里之间也大大加强了团结。”③ 

城市人民公社使城市居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工作有工厂,吃饭有食堂”,一时间人们似乎已生活在一种类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中了。尽管毛泽东曾说过在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进程中,“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④,可那只属于未来。就现在而言,无产阶级专政仍然体现在生活中的诸多方面。 
在公社化前,党和国家已建立并完善起一整套对城市领导的体制。各种命令通过区一级政府下达给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再由它们在居民中广为传达。公社化后,原区一级政府改为“人民公社”,另成立“分社”,作为“公社”的下级单位。与原先的街道办和居委会相比,分社的管辖范围大为扩大,平均管辖人数可达10000人左右。新的形势呼唤着新的体制,为了“便于集中领导”,南京市白下人民公社下属的王老村分社干脆撤消街道办,将几个居委会合并成一个街道委员会。每个街道委员会管辖人数高达7000—10000人不等,与之相适应的是街道委员会的职能也大为增加。街道委员会下设生产、生活福利、文教、卫生、治安调解和妇女等六个专业委员会。南京市委以此为模本,在全市试行“两级核算(公社、分社)、三级管理(公社、分社、街道委员会)”的新的行政管理体制。⑤扬州市则计划成立公社、管理区两级机构,“撤消居委会,再把居民小组适当扩大,管理区干部分工分片包干,直接抓到居民小组。”⑥在公社一级成立党委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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