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高华文选》高华文选-第59章

陈著中提到刘少奇在1962年提出“三和一少”（陈著，页741），这是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的说辞，此主张实际上是由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提出，与刘少奇无涉，尽管刘少奇倾向于接受王稼祥的意见，但版权归王而非刘。
陈著说，文革期间，“无论城市和农村，老百姓都基本无失业之虞”（陈著，页849），在城市，此说还可以成立（事实是当时城市也有少量无业人员），但在农村，就业、失业的概念似乎用不上。
又言，“70年代初，因为与美国恢复关系，中国大陆电视观众已经注意到中国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陈著，页850），实际情况并非如此。70年代初，中国电视节目和电视机的数量都极少，一般百姓根本看不到电视，而且电视上的所有节目都已作了彻底的政治过滤，从电视上，观众根本无法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笔者在70年代初看过中国乒乓球队访日、访美的记录片，这两部记录片都在当时的电视台播映过，所有镜头都在比赛场内，几乎没有一个场外的镜头。
以国人而言，站在民间立场研究中共历史，确是一项艰难而寂寞的事业，治史尤如在攀登高山险岭，山间道路崎岖，云雾环绕，说不尽艰难苦涩，治史者只能小心翼翼，迂迂而行。然而这又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正如陈教授所言，凡我国人，怎能忽略中共革命这一本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呢？陈教授有感此问题之重要，特别有感于台湾岛内不少人有与大陆渐行渐远的心态，以一人之力，历时数年，完成这一扛鼎之作。陈教授秉持学术中立的立场，努力贴近中共革命，在宏观把握、专题分析、理论开掘等方面，皆获很高的成就。笔者这篇文章仅从史料运用的层面对陈著发表了一些意见，陈著的重大价值还有待专门论及，这是特别需要加以说明的。陈著中的若干缺失，与全书的成就相比，只是个别小疵，丝毫不影响该书的整体价值。走笔至此，深深感到，写信史难，写中共信史更难，转念又思之，难，固然是也，可是这其中何尝未另有一番研究乐趣呢？
注释：
＇1＇毛泽东：《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85年），第14册，页634。
＇2＇＇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页89、144。
（本文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
——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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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有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对我们认识过去、吸取历史的经验，推动近现代史的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检视近二十年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不难发现它们大致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上述两种叙事方式占据了近二十年近现代史叙事的主流地位。
所谓“革命叙事”产生于20至40年代，即左翼革命主义的史学，瞿秋白、张闻天、何干之等一批“有机化”或“组织化”的新知识分子，从苏联和日本左翼新理论中引入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建构了左翼革命力量对中国的现实，过去，和未来的认识和解释的体系，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工农专政”、“经济的决定因素”等成为这种叙事的基本主题。〈1〉〈2〉〈3〉
所谓“现代化叙事”最初产生于西方，八十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其主题是论证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传统与现代、社会变迁、经济增长因素、制度创新与政治参与、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等成为观察，认识现代化问题的框架。〈4〉这两种叙事方式都从各自的角度对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作出了概括和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实质。
“革命叙事”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第一次引入了苏联革命理论的基本概念，既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变革生产关系，推翻旧有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强调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痛苦记忆，把中国近代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中国人民抵御西方侵略、扩张的反抗过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突出彰显了反帝，底层造反，革命组织，革命领袖人物的思想和领导对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
“现代化叙事”是叙事方式的全面转换，它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置放于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下来认识，而这反映了一百多年来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中国是在深受外国影响的背景下，展开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叙事”也把1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置放于社会变迁的大过程中，通过对现代化动力、范围、速度、现代化的主体与客体等的研究来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层面相。这种从八十年代引入的叙事方式对现时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然而这两种叙事方式都各有其不足：在“现代化叙事”中，中国内部的因素经常会被不经意地忽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具有普适性；但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更有其特殊性，从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中产生的某些概念，不一定能涵盖和解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与“现代化叙事”相比较，“革命叙事”对我国历史学的影响更大，在长达几十年中，它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述，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革命叙事”产生于革命斗争的年代，具有强烈的思想政治动员色彩，在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将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叙述和深厚的学术性加以有机融合，是一个新的紧迫的课题，勿庸置疑，史学界在“融合”方面曾取得重要的成就，但遗憾的是，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革命叙事”就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阻滞了学术性研究的展开和深入。
“革命叙事”逐渐教条化是和它过分追求“宏大叙述”而紧密联系的。反映在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研究领域，“宏大叙述”的基本特点是：
1。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性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做简化的“必然性”的解释，遮蔽了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而事实是，历史进程有它的多重面相，历史学家应给历史的偶然性留下空间。
2。在叙述方式上，频繁性地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
3。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训导式的语言风格。
如果对“宏大叙述”作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革命叙事”仍有其重要意义，它表达了左翼革命主义的世界观，为人们认识这个纷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增强“现代化叙事”的本土性，也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两种叙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选择的问题。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可以把不同的认识框架置放在一个平台上，为叙述者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在这个开放性的平台上，一种中立、客观的历史观，即“灰色的历史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或许能够成为人们认识，分析历史现象的新的工具。
黑格尔称，历史是“灰色的记忆”。即如有的史家所论述的：人类生活，人的性格和思想，人们的社会活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那么单纯……那样容易地被转换成这种或那种简单抽象的角色符号和概念化身。〈5〉（p。191）“‘灰色历史观’反对在历史分析时时‘忘记’那些互相冲突的资料和观点”，在对重大现象研究中故意回避事实，只进行概念的推理和演绎：“灰色的历史观”强调吸取其他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