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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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醒过来,我木瞪瞪地看着围护我的人们,安格尔护士流着泪说我疯了。我没疯,疯了的是静缘。她是我的壳,我是她的灵魂,我找到了仇人,我每天唾骂、控诉他们,叫他们永远不得安宁。 
十七岁的潘秀英从泥土里走了出来。她的短发几乎是竖了起来,蓝士林褂子上挂满血迹。她的一双大眼睛像凝结了千年的火焰。 
我要控诉鬼子,是鬼子杀了我的家,杀死了中国人无数好端端的家! 
鬼子打进南京时,我才结婚几个月,怀上了孩子。在白下路德昌机器厂做工的丈夫带着婆婆和我进了难民区。一看人太多,我丈夫说自家门口有可藏身的防空洞,就返了回来。听说他师傅被鬼子打中七枪死了,他急忙去中华门外埋师傅。 
他回到家同我没说几句话,鬼子就叽哩哇啦地来了。我和婆婆赶紧钻进地洞,丈夫在上面盖了些杂物,躲到了后院。鬼子进门后用刺刀乱捅乱翻,很快发现了地洞,枪拴拉得哗哗响,我和婆婆被逼着爬出了洞口。婆婆的脚跟还没站稳,白光一闪,头就飞了出去,滚出一丈多远。接着我的脖子也挨了一刀,刀锋碰到了我的喉咙。我昏死过去。 
鬼子走后,丈夫跑到前院,一见这个光景,他的身子一抽,全身发出折断的闷声。他跪在我身边,抱着我又晃又喊,用泪洗我的脸。迷迷糊糊看到了他的脸,我说:“世金,世金,我不行了。”我的脖子还像被刀子一下一下地割。他把婆婆的头捧起来放进蒲包,找来几个邻居帮忙,把我抬到鼓楼医院。 
他得回去给婆婆收殓,不想路上被鬼子抓了夫。八天后回到医院,我已不能说话了,我死了。在此之前我流产了,我们三个月的血淋淋的骨肉放在我身边盆子里。我的家死了,我的丈夫空了。
被告与证人均缺席(3)
现在,我们在集会,我同成千上万被鬼子残害的姐妹在一起,同三十万被残害的骨肉同胞在一起,我们在怒吼,在控诉杀人狂。这里是灵魂的法庭,是历史。是谁紧紧地闭着眼睛躲避我们!我们像黑夜一样牢牢地抓住他,惩罚他。 
幼女丁小姑娘被13个兽兵轮奸,在凄厉的呼喊声中被割去小腹致死。 
姚家隆的妻子在斩龙桥被奸杀,她八岁的幼儿和三岁的幼女在一旁号泣,被兽兵用枪尖挑着肛门扔进燃烧的大火。 
年近古稀的老妇谢善真在东岳庙被奸后,兽兵用刀刺杀,还用竹杆插穿她的阴部取乐。 
民妇陶汤氏遭轮奸后,又被剖腹断肢,逐块投入火中焚烧。 
她们在控诉! 
雨花台2万多受难者的冤魂在控诉! 
中山码头2万5干受难者的冤魂在控诉! 
鱼雷营9千受难者的冤魂在控诉! 
燕子矶5万多受难者的冤魂在控诉! 
光华门,汉中门,紫金山,安全区…… 
34万亡魂汇聚成黑色的大火,熊熊燃烧。 
朝香宫们被历史永远地钉在了被告席上。然而,他们却逃脱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这除了日本政客与美军头领在东京进行的肮脏交易外,起码还有两个因素,一是日军在内部封口,一是日本对国民党政府的影响。 
1939年2月,日军军部下发了一个《限制自支返日言论》的密令,举凡“作战军队,经侦察后,无一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强奸后,或者给予金钱遣去,或者于事后杀之以灭口”’“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用机枪扫射之,以测验军火之效力”等等,对于这些,归国士兵都严禁谈论。 
在日本司法省密档中有一份叫作《散布谣言事件一览》的文件,为1938年度思想特别研究员西谷彻检察官所写,记载了因违反密令而受处罚的事例。比如,一个尉官说:“我们在南京时,有五、六个中国女学生替我们做饭,烧完饭要离开时,我们把她们全杀了。有个走投无路的八岁男孩在哭泣,我的部下把他抱起来,因为小孩反抗,其他士兵就把他刺死……”这个尉官被判监禁三个月;一个老兵说:“在战地,日本士兵三四个人一组到中国老百姓家抢猪抢鸡,或强奸女人,把俘虏五六个人排成一列,用刺刀刺杀”,他因而被判监禁四个月;另有一个士兵说:“日军真乱来,最近从大陆回来的士兵说,日本士兵由于没尝过杀人的滋味,想杀杀看,就大杀被俘中国士兵和农民”,他被判监禁八个月。 
皇亲自然在最严密的保护层中。 
其二,日本投降后,以当时日本政府及军部意志混乱、怕军队对天皇诏书生疑为由,朝香宫于8月17日亲抵他曾经的嗜血之地,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密谈,从后来战犯庇护自己罪行的手段和事实来看,他不会不为自己的罪恶进行清扫。冈村宁次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诸多高官关系甚密,后来连他本人这个侵华一号战犯也得已逃脱审判。而对朝香宫这样一个罪恶昭彰的大战犯,国民政府在给国际军事法庭的战犯名单上从未提起。死难者的血债被埋得更深,死难者再一次受难。 
朝香宫终未被送上法庭。另外的几名屠城主犯,日军第十军军长柳川平昭1944年病死;会攻南京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于1945年10月死亡,他们真的死了吗?第十八师团长牛岛与第一一四师长末松下落不明,他们是战死了?是自杀了?还是藏匿起来了?成了历史之谜。 
他们中的两个,第十军参谋长田边盛武被印尼爪哇军事法庭处决;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在巢鸭监狱被关押半年后,被作为乙级战犯,于1946年8月引渡到中国受审。在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之时,美国有关人员同中国法官还有一段莫名其妙的交涉。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忽然跑到东京帝国饭店的中国法官住处,问梅汝璈对此事有什么个人意见。他似乎很严谨,对梅汝璈说:“我担心中国法庭能否给谷寿夫一个‘公正审判’,至少做出一个‘公正审判’的样子”。 
“你放心,”梅汝璈明白了卡本德的来意,直感到受难国人的血浪在胸口激溅,他义正辞严地对卡本德说:“根据一般国际法原则和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对于乙、丙级战犯 ,如直接受害国引渡,盟军总部是不能拒绝的。”
亚述魔王留下指甲(1)
亚述魔王留下指甲 南京 1946——1947 
一月份的南京,天空晦暗,郊外雨花台荒丘凹里的野草在嗖嗖的阴风中抖瑟。渗透着鲜血的冻土被铁锹和镐头一下一下刨开,渐渐露出了森森白骨。这些尸骨有的反绑双手,有的一劈两半,有的身首异处,有的紧紧抱在一起,弹洞、锐器砍杀的痕迹……望着这惨烈的景象,在场的人们都哭出了声。国防部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也哭了。 
1945年11月6日,作为处理战犯的最高权力机构,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秦德纯为主任委员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12月中旬以后,分别在南京、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十处成立了审判战争罪犯军事法庭,分别审理各地区的战犯。1946年2月,国防部直属的南京审判战争罪犯军事法庭成立,由在民国21年司法考试中名列榜首的福州才子石美瑜任庭长,审判官有叶在增、宋书同等人,检察官有陈光虞等人。 
经过紧张而仓促的准备工作,1946年10月19日开始侦讯谷寿夫。 
谷寿夫于1946年2月2日应中国政府请求在东京被捕,关押在巢鸭监狱;8月1日盟军总部用专机将他押解到上海,关押于上海战犯拘留所。战犯处理委员会认为:谷寿夫是侵华最力之重要战犯,且尤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为便利侦讯起见,决议“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10月由上海押解南京,关进国防部小营战犯拘留所。 
谷寿夫的模样,如同后来的电影描绘日本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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