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Ⅱ2部全)-第194章

弥荣间），专门指向破坏铁路”。
在本书叙述的那个时代，铁路除了军事价值，是经济、交通命脉外，还是信息传播渠道，非常敏感的政治神经。今天这儿桥梁炸了，明天那儿铁轨扒了，或者火车、车站、守备队被袭击，三更半夜，电话铃动不动就催命般响起来，而且这消息顺着铁道线传得又快又远。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兵力不断增加，年底达3个师团。1932年翻番为6个师团，1933年至1936年保持5个师团，1937年7个，1938年9个，1939年11个，1940年12个。1941年夏“关特演”期间，兵力达70多万，号称百万。此外，还有独立守备队、国境守备队，以及其他兵种部队。
当年和今天，都有人谈到东北抗联牵制了关东军多少兵力。
据关东军参谋部统计，1936年，仅日军“讨伐”作战即达1890余次。如果每次出动按10至50人计算，配以大量伪军，这是个什么数字？这一年并无“大讨伐”，10月在东边道开始的，又是所谓的“独立大讨伐”。就是说，这一年关东军的作战次数、出动兵力，不是最多的。
每年直接、间接用于“讨伐”的兵力是多少？野副“大讨伐”，三江“特别大讨伐”，直接、间接投入兵力又是多少？抗联各个时期牵制的关东军兵力，是不是应该这样计算？像抗联究竟消灭了多少鬼子一样，今天我们要把这些数字搞得比较清楚，是不是很难，甚至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尽力避免孤注一掷和避免根本瓦解条件下，继续和日贼拼斗，始终不让日贼安枕席，或多或少总是能够尽其破坏牵制与扰害日贼，使之不能顺利无阻的侵略我内地。
1938年11月2日，《周保中关于满洲党的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信》中的这段话，应该说是比较贴切地道出了东北抗联在中国抗战，乃至在这场人类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抗联没有、也不可能组织发动大规模的战役，就是表演拿手好戏游击战。十几个人一伙，几十个人一队，偷袭、伏击，神出鬼没，遍地开花。有时也集中几百上千兵力攻打县城，打完了再化整为零，到处出击。这种战法难得一时的轰动效应，却能以数量积累质量，不断消耗侵略者的兵力、财力，“不让日贼安枕席”。
“必须死死的绊住日贼的手脚”，实际并未绊住，也不可能绊住。关东军最终并未北进苏联，那也不是抗联绊住的。抗联没有这样的实力，但它确实一直在绊着日贼的手脚。七七事变前在绊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绊着，那之后也在绊着。
关东军的“治安第一主义”持续了近10年光景，就是最实际最有力的证明。
就算最后把抗联逼入苏联的、“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的“集团部落”，又耗费了日伪当局多少财力、物力，又是一种怎样的牵绊？
“凯歌之声”
1938年12月2日，《周保中为争取一九三九年抗战胜利给依、方地区战士信》中说：
南满第一路军的活跃和发展，突破日贼辽东辽西的进攻，而与我国军第八路军游击军及挺进军（马占山部）取得直接连（联）络。
12月24日，《柴世荣、关书范给周保中的信》中说：
自战争开始以来，日军开到中国者三百八十万，死伤将近三百万，主要战舰航空母舰二只被击沉。日军损（失）最严重者，首先即是今年五月徐州大战二月有余，中国军退怯（却）水淹徐州城，日军三十万皆为鱼食无一生还。其次九江之战，日军死伤又不下三十万。最惊天动地剥（博）得外人钦佩者，即最近汉口大战，日军六十万皆成炸弹地雷之骨灰，汉口被日军占领仅数日，宣（旋）又被中国军夺回。
又云第八路军前方部队已到热河××庙。意大利徐州之战曾参加十五万援助日军，被中国军活捉甚多。十数月来战争，中国精锐国防军并未参战。现在已下总动员命令，全国各路军开始反攻，精锐部队已开始动员。
1939年1月21日，《高禹民关于工作和生产事给陈芳均同志信》中说：
关内战争我伟大的中华民族节节胜利，山东沂州已被我军夺回，广东困住日贼十三万，武汉是空城，双方对持（峙），日贼未敢进入，中国战费已有充足准备，能够和日贼作战二十年之用，日贼财政之不足，经济恐慌，煤油钢铁缺乏而使他困难日益加深，向美国第二次借款遭受拒绝，二百五十万兵力在关内不能互相救援，所以现在日贼请求国联要和中国讲和，但我国教（叫）他赔款，因赔款困难故不能不勉强执（支）持，××告诉我们，我们能执（支）持过四个（月）后便不怕了。
同年12月15日，《金策关于督战及建立骑兵给张兰生、周庶范的指示信》中说：
国内抗战大约开展，最近战情河南河中战区较比激烈，夺回四十多城市，消灭日军十七八万，获得武器无数。现在中国兵工厂能造十五分钟一架飞机和二十分钟一辆车的能力，该兵工厂都在第八路军管理之下。
金策、周保中的消息，不知源自何处。柴世荣、关书范信中所言，出自“最近由关内回来一人名叫王德平，前李杜属下旧军官”之口。高禹民所谈的，则是“××地交通”带回来的，并急不可耐地写信告知陈芳均等人，陈芳均等人再给别人写信，再口口相传。
魏拯民给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中说：“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革命凯歌之声。”
而这里，冰天雪地、饥寒交迫中，却是“凯歌之声”不断。
有2路军老人说，“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对我们鼓舞很大。当时传得厉害，说关东军在张鼓峰死了多少人，有说几万的，有说十几万的，越传越多，都说苏联红军就要打过来了。中日大战打起来了，苏日大战再打，这小日本子还有个好吗？上级领导讲，咱们要加紧活动，配合、迎接苏联红军。这还有什么说的，就盼着这个时候了，肯定使出吃奶的劲头配合了。结果，苏联红军没过来，倒是我们过去了。过去了，才知道2路军西征早就失败了。那时不能讲这类不好的消息，听到的都是远方的好消息，真的假的，真真假假的，有鼻子有眼的，听着高兴、来劲呀。
老人都说，和中央断了联系，见个老百姓都难，那人都傻了、“疲恕保ū疽馐瞧＞耄饫锛创袅耍盗耍⒊梢叭肆耍舜蚬碜踊怪朗裁囱剑?br />
周保中1936年8月19日日记中说，“得掌大之残破新闻《盛京时报》”，如获至宝。1939年9月11日，在给张镇华的信中，要他“尽一切办法，得到敌方最近新闻报纸以及相当消息材料”。
难说一些“凯歌之声”从何而来。在与世隔绝般的东亚一隅孤军奋战的抗连官兵，那种对“凯歌之声”的渴求，并为之流血牺牲，是一点儿也不虚妄的。
就算有的从一开始就是有意制造的，比之同时期大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是可同日而语的吗？
而“××告诉我们，我们能执（支）持过四个（月）后便不怕了”，当然是算计过了，有根据的：1月中旬正是寒冬腊月，再过4个月即春暖花开，抗联的好日子就到来了，起码冻不死了，也有野菜吃了。
曹曙焰老人说，我1938年当指导员，王庆云是连长，我们俩一直干到1941年退入苏联。他个不高，跟我差不多，没我壮。他参军前好像是个猎户，反正是个山林通，当战士、班长，行军打仗从来当尖兵，一直在基层干。在我知道的抗联中，他身上的伤疤是最多的。最让我们这些人受不了的，是他有癫痫病，那时叫“羊角风”，每个月都得犯两三回。有时行军，有时我们俩正谈工作，一下子就倒了，手脚都抽得硬了，几个人都按不住，嘴丫子冒沫子。有时舌头咬坏了，冒血沫子。我抱着他淌眼泪，战士们也都眼泪吧嗒的。那时战友牺牲了，也没多少眼泪了。除了行军时把他抬着外，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眼睁睁瞅着。上级早就要调他做地方工作，他不去，嫌干地方工作不过瘾。我劝他到师部团部去，那时没有“坐机关”一说，好赖也比当连长带兵轻松点。他跟我瞪眼睛，说我什么时候耽误打仗了，也真是，战场上他从未犯过病。可这病缠人伤身哪，抽一次，那骨头好像都抽软了。打仗缴获了“好嚼裹儿”，我想给他留点儿补补身子，那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像我抱他孩子下枯井了似的。这人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就是干，打鬼子坚决性的。
郝凤武老人说，1940年冬，我的排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