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里窗外》第11章


到曾经请灵媒带她到阴间去走一趟的情形。于是我们三个人开始研究,“死”是什么感觉,最后大家约定,如果我们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人先离世,就得告诉另外两个人“死”的感觉。
那天晚上回到家,大约十二点左右,严浩打电话给我,说三毛在楼梯上摔了一跤,断了肋骨,肺也穿破了,正在医院里。
严浩那天约我们见面,是想请三毛为我写一个剧本,由他来执导。三毛这一跌,我想剧本也就泡汤了。没想到严浩说:“这反倒好,她可以趁着在家疗伤的时间写剧本。”
三毛出院后回到台北宁安街四楼的小公寓,因为小公寓没有电梯,她有伤不能下楼,每天需由家人送饭上去。
我本想去探望她,同时看看剧本,三毛坚持要等到剧本完稿后,才请我上她家。
电话终于来了,我提着两盒凤梨酥上楼,她很体贴地把凤梨酥放在左手边的小茶几上,还说她最喜欢吃凤梨酥。我顺着茶几坐下,浏览着对面书架上放得整整齐齐的书,她注意到我在看那排列整齐的书,她说有时候她会故意把书打乱,这样看起来才有味道。
当我坐定后,她把剧本一页一页地读给我听,仿佛她已化身为剧中人。到了需要音乐的时候,她会播放那个年代的曲子,然后跟着音乐起舞。相信不会有人有我这样读剧本的经验。因为她呕心沥血的写作和全情的投入,而产生了《滚滚红尘》,也因为《滚滚红尘》,我得到一九九零年第二十七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项。这个奖,是我二十二年演艺生涯中唯一的一座金马奖。
没有三毛,我不会得到这座奖,是她成就了我。当我在台上领奖时,真想请她上台跟我一起分享这个荣誉,可是我没有这么做。这个遗憾一直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还存在我的心里。
我们曾经约好,她带我一起流浪,一起旅行的,但最后她却步了,理由是我太敏感,很容易读出她的心事。
通常我与人第一次见面,都会记得对方的穿着打扮,但是三毛那天穿了什么我却完全记不得,只记得她是一个敏感而心思细腻的人,她专注地听我倾吐,也谈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她的声音像少女般的稚嫩,听她讲话、听她的故事让我入迷,她是个多情而浪漫的女人,我完全被她的气韵所吸引住了。
虽然我们见面不超过十次,但是在电话里总有聊不完的话,在她临走的前几天,我老觉得要跟她通个电话。就在她走的那个晚上,我打电话到她家,电话铃声响了很久很久都没人接。第二天早上,因为有事打电话到荣民总医院找朋友,竟骇然听到,三毛在病房的洗手间里,用丝袜结束了她浪漫的一生。
她走后没多久,我在半夜三点钟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清脆地叫了声“青霞”!然后声音渐渐由强转弱地说着:“我头好痛,我头好痛,我头好……”我心里纳闷,这到底是谁在恶作剧?三更半夜的。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承认是谁打的电话。那声音很像三毛。后来我跟黄霑提起这件事,黄霑说:“那你就烧几颗‘必理痛’给她好了。”
又有一次,我在梦里,见到窗前,一张张信笺和稿纸往下落,我感觉是她,心想,她大概不想吓我,而用间接的方式将信息传达给我,胆小的我不敢接收,嘴里重复地念着“唵嘛呢叭咪吽”把这个梦给结束了。后来很后悔,为什么不先看看信和稿纸里写些什么。
一九九一年六月,我在法国巴黎和朋友沈云相约到埃及旅游,当时邓丽君也在巴黎,我们约她一块儿去,她说那儿阴气重,劝我们别去。记得到开罗的第一个晚上,我打电话给她,请她再考虑过来,她还是劝我们折返。就在那个晚上,我和沈云分睡一张单人床,床的右侧有一张藤椅。我在梦中很清楚地看见藤椅上坐着三毛,她中分的直长发,一身大红飘逸的连身长裙,端庄地坐在那儿望着我,仿佛有点生我的气。我一看见她,先是很高兴她没死,后来一想,不对!马上念“唵嘛呢叭咪吽”,我就醒过来了。三毛是不是在信守她的承诺?传达讯息给我,而我却一再地不敢面对。
我一直把这个疑团放在心里。又过了几年,在一个聚会里我遇见严浩,问他三毛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信奉道教的严浩,瞪着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轻松而果断地说:“这完全没有关系!”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梦见三毛了。
三毛走后,一直想写一篇追思她的文章。又不知从何下笔,这次看到倪匡的文章,心有所感,才把我跟她的交往片断记录下来。
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
拍戏的幕后工作人员称呼我“姐姐”,称呼张国荣“哥哥”,我猜想他们也许认为我们两个是特别需要被宠爱的。
一九九三年我们一起拍《东邪西毒》和《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那个时候我们俩都住在湾仔的会景阁公寓,总是一起搭公司的小巴去片场。有一次,在车程中他问我过得好不好,我没说上两句就大颗大颗的泪珠往下滚,沉默了几秒,他搂着我的肩膀说:“我会对你好的。”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了朋友。
二零零三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吃完晚饭约施南生看电影,她说她刚好约了张国荣看电影,她要先问问“哥哥”再打电话给我,我心里纳闷,干嘛要先问他,就买多一张票一起去看好了。
在又一城商场戏院门口的楼梯上方,他靠在墙边对我微笑,那笑容像天使,我脱口而出:“你好靓啊!”他靦腆地说刚剪了头发。
我们看的是《纽约风云》,这部戏太残忍、太暴力了,我看得很不舒服,散场走出戏院,他搂着我的肩膀问我好看吗?我摇摇头,就在他的手臂搭在我肩膀的时候,我被他震抖的手吓得不敢做声。他很有礼貌地帮我开车门,送我上车,我跌坐在后车座,对他那异于往常的绅士风度感到疑惑的同时,他已经关上了车门。我望向车窗外,晚风中他和唐先生走在前面,后面南生那件黑色长大衣给风吹得敞开着,看起来仿佛是他们两人的守护神。总觉得不对劲,回到家打电话给南生,问她Leslie (张国荣的英文名字)怎么了,她说:“问题很大。”我了解状况之后,断定他得的是忧郁症。南生说他的许多好朋友试了各种方法,看了许多名医都没用。我听说大陆有一位医生不管你生什么病,只要用他的针刀一扎就好,希望能说服他去试一试。那段时间正是非典沙士传染最盛的时候,就把这事给搁置了。没想到从此以后,除了在梦中,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四月一日晚饭后南生告诉我Leslie出事的噩耗,我捶胸顿足:“为什么不帮他安排! 为什么不帮他安排!”其实也不知道那位医生对他会不会有帮助,但还是一再地责怪自己。
Leslie走后,几乎每一位朋友都为自己对他的疏忽而懊恼。他是被大家宠爱的,他也宠爱大家。
岁月太匆匆,转眼之间他走了六年了,今日提笔写他,脑子里泛起的尽是他那天使般的笑容。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已经是第七天了,他的手还在我的头上、身上,动动这又动动那的,他的身影就在我的眼前晃过来又晃过去。我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零乱的二楼小房间里。从来不抽烟的我,无聊地从桌上拿起他的烟盒,抽出一支烟燃上,学着人家吞云吐雾,俏皮地对他说:“你知道吗?我只有在最高兴和最悲伤的时候,才会试着抽烟。”他的手没有停下来,轻声问道:“那你现在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我说:“开心!”他的国语说得好多了。
认识他那年我二十六,独自一人住在洛杉矶,跟他通电话时还没见过他的人。因为他国语不好,我广东话不灵,于是我们在短短十分钟内,用了国语、英语和广东话三种语言,才把话说清楚。
他的手停了下来,带着满意的笑容。我的发型有一尺高,身上穿挂着七彩飘逸的敦煌美女装,摆出敦煌美女的姿势,“咔嚓”一声,拍立得照片出来了。我松了一口气,经过了七天不停地试身,改了又改,电影《新蜀山剑侠》瑶池仙堡堡主的造型终于定了下来。
后来因为这堡主的造型,电影公司的宣传语句从“纯情玉女”转为“中国第一美女”。从此就因为这“美女”的称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新蜀山剑侠》拍于一九八二年,是我跟他合作的第二部戏,第一部是《爱杀》。《爱杀》于一九八零年在洛杉矶拍摄,在这之前的八年里,我所拍过的文艺片,无论是发型、服装和化妆都是由我自己一手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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