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里窗外》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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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小,没怎么见过世面,到纽约从下飞机起,他就招待我们跑遍全纽约好吃、好玩和时髦的地方,直到送我们上飞机离开纽约为止,感觉好像整个纽约是属于他的。
这次我特别到原是纽约世贸大楼的地方参观,一大片土地堆满尘土和石块,巨型的卡车,出出进进的运送沙石,我脑子浮起了佛偈上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夜晚,我站在民权东路亚都饭店的窗前,对着窗外往下望了许久、许久。今晚的雨夜和以往的不同。马路上的斑马线被雨水清洗得黑白分明。看不见蓝、也看不见绿。电视上重复地播放着新当选“总统”马英九发表的宣言。
他从八个字“感恩出发、谦卑做起”,开始他的演说。
他说,这次选举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全体台湾人民的胜利。
他说,台湾人民要的不多,“并不希望大富大贵,但人民有权利要求,不要过苦日子。”
他表示,胜选虽然高兴,但他了解这是重大责任的承担。
他还说了许多许多的话。
我重复地看着,重复地听着。
他还是穿着选举时的服装,泛蓝牛仔裤,白色黑条子衬衫,外罩红领深蓝背心,左胸挂着国民党的徽章,右胸那金黄色的“2号马英九”闪闪发亮。他没有像一般“总统”,打着领带,穿着笔挺的西装,做着大人物的手势。他喜悦真诚的笑容,他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感觉他就像是每个人家里的大哥哥。
在选前几天,我和几位朋友,因为紧张,和担心再有类似三一九枪击事件的发生,而显得焦虑不安。
这些朋友离开台湾数十年,虽然在国外已有了成就,他们心系台湾、爱台湾,把台湾当做自己的家园,对台湾的关心,并不亚于台湾本土的人。
一九八四年到香港拍戏,一九九四年嫁到香港,虽然居港二十四载,内心里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台湾也从来没有抛弃过我,对我来说台湾就好比我的娘家,而香港就好比我的夫家。
这次回台选举,三个女儿都很担心我的安全,我告诉他们,如果因为我的出现能够影响到一张选票都是值得的。
二十二号投票日,街上特别清静,没有口号,没有宣传车的喇叭声,没有叫嚣声,街道上的人扶老携幼地默默走向投票所,仿佛心里正在为他们所支持的“总统”人选祈祷着。我双手紧紧捏着身份证和图章,领取投票单后小心翼翼地盖章、吹干、折起,然后丢入投票箱,心想至少我这神圣的一票保证没错。中午打电话给朋友高兴地说我那“林青霞”三个字盖得清清楚楚,朋友惊叫:“不是盖图章!”我张大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心想之前我再三被嘱咐着要带图章,脑子里从来没想过要用其他章子;等我回过神来,那懊恼简直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想不到我花那么大心思投的竟是张废票。
下午四点开始唱票,看到银幕上马、谢一边一行,一笔一画地写着“正”字,我紧张的心都快跳了出来。直到票数慢慢拉开距离,马赢谢五十万张,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等赢到八十万张,我大颗大颗滚烫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到了一百万张我手脚飞舞着尖叫。在这个时候竟然还不敢开香槟,生怕又有翻盘事件,直到赢了两百万张,我和朋友立刻开香槟庆祝,同时互相拥抱互道恭喜,为台湾重新燃起的希望喝一杯。
马英九的票数比谢长廷多出百二十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五张,我那区区一张废票也就成了选举中的小小插曲和反面教材。
在这一天中我的心情起伏很大,到了夜晚,当我静下来的时候,回想着我和马英九的三面之缘。
第一次是在二十多年前圆山饭店的聚会里,依稀记得酒会里大多数是本省籍的委员。他穿着深色西装走进来,身材高大笔挺,态度彬彬有礼,他目不斜视,脸上完美的线条,对称的比例,和那诚恳的神情,就好像一张白纸,尚未经历社会的污染和磨炼。
第二次是在二零零五年法鼓山佛教大学的开光大典。我们排成长长的队伍,准备进大堂,他被安排在我和李连杰后面,跟着大队缓缓前进。当时他是台北市长,已从政多年,在复杂的政治圈里,早已经历了许多艰难的磨炼,脸上的皱折增添了许多,但是他谦卑平和的态度却始终不变。
第三次是在二零零六年香港机场的贵宾厅。那时因为父亲病危,我搭最早的班机回台。马市长从新加坡访问经香港回台湾。我知道他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承担着人民的期望。我上前去,叫了一声:“马市长!”我说:“我支持你!”
二零零七年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清廉受到置疑,明眼人都看得出他所遭受的冤屈。我非常愤慨,见他化悲愤为力量,对着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坚定地说出:“我决定参选‘总统’!”我大声地叫“好!”我请朋友帮我送花到他办公室。卡片上写着:“相信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清廉的!我们支持你!”不久就接到一通电话,对方的声音很陌生:“我是马英九,谢谢你送来的花。”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我“哦……”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挤出一句:“我们要把绊脚石变成垫脚石,然后踩上去。”
马英九终于排除万难当选“总统”。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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