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兴衰录》第80章

帝大致相当于董事长，宰相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总经理。
大家知道，一个公司里，总经理的权力是比较大的。同理，丞相的权力也不小。所谓宰相门人七品官。
虽然丞相是给皇帝打工的，但是问题是，他们都是读书人，一般读了点书，而且能爬到丞相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多少是有两把刷子的。
而且古代读书人，特别注重所谓的青史留名，虽然他是打工者，你要指望他完全听皇帝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他是巴不得你出点什么事情，他好给你提意见，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人混一辈子，总要有个盼头，大家都是当官的，自然物质享受不成问题，所以“流芳百世”就成了他们的最高追求。所以皇帝是很不喜欢丞相的，但是没办法，你要找人干活，你就得付出一点代价。
但是，到了明朝的朱元璋时代，这个人是个超级劳动模范，他不需要人帮着干活，他就能处理完所有的事情，所以丞相（总理）制度到朱元璋手上就算是终结了。但是朱元璋的子孙不是个个都像朱元璋一样拼命，所以明朝又搞出了一个叫内阁大学士的群体，排名第一的内阁大学士称为首辅，除了名字不同以外，基本上和丞相没什么区别。皇帝加几个内阁大学士基本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显然，宰相的存在，是可以限制皇帝的专制的。
到了清朝这个朝代，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议政王大王会议对于重大决策曾经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皇太极时期，皇太极已经有意识地加强皇权。
后来清军入关，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显然，如果光靠他本身的八旗制度，是不大管得好整个国家的。最方便的，就是延续明朝的制度。但是他们也不是照搬明朝的制度，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有满洲部族的私心处罚。
清初经过多尔衮的摄政导致皇权旁落，有清一代，皇帝对权力抓的是比较紧的。从顺治时期开始，清朝的历代皇帝都非常注重自己手中的权力，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专制”，逐渐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像宰相这种不利于皇帝专制的东西，显然清朝皇帝是不会大发善心地设置的。朱元璋所希望的皇帝具有至高无上权利的这个事情，竟然在清朝得到了发扬光大。在明朝相当于宰相的内阁首辅，到了清朝，虽然也设立了大学士这个职位，但是性质和明朝是完全不同的，充其量相当于一个秘书处。
既然没人帮你打工，那么自然所有的事情就得靠你一个人干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只能一个人兼任。劳模也是被逼出来的啊。
所以，因为以上原因，在历史上，清王朝的皇帝大多数是比较勤政的，不是因为皇帝有多好，而是清朝的岗位设置的问题。在清朝之前，明朝有内阁，宋朝之前有宰相，唐朝是三省六部制度，很多事情不需要皇帝那么累，只要最终复议就可以了。但是在清朝，董事长和总经理由皇帝一个人全部兼任了。皇帝大权独揽，一言堂，所有的御史都是奴才，内阁大学士只不过就是秘书。如果皇帝不勤政国家就无法运转。
爱民如子的鬼话，大家听听也就是了。
毫无疑问，行使宰相职权的鳌拜的存在严重妨碍了皇帝的乾纲独断。（不过我必须说明的是，关于这一点，不能因为康熙英明就自动给他戴上主角光环，其实鳌拜最多也就是脑子比较古板，有很多意见和康熙不太一样。加上上了年纪，喜欢摆老资格，对小皇帝不太以为然。要说鳌拜谋反，这个纯属栽赃陷害。需要说明的是，康熙以后的清朝的皇帝其实也很明白，鳌拜，只是皇权高度集中的牺牲品。康熙死后，雍正很快给鳌拜平了反。）
当然鳌拜这个人本身，也绝对不是什么无缝的蛋。从之前的经历来看，这个人是个狠角色，也是个很有权力欲的角色，他不像索尼，打算混一天是一天。所以鳌拜是有自己的追求的，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干出了不少操握权柄、结党营私这样的事情，也干出了不少如圈地这样激化矛盾的事情。从执政思维看，这哥们属于保守派，但是从执政方式看，这哥们绝对属于喜欢硬来的激进派。清朝的文字狱扩大化，也是拜这哥们所赐，这哥们也因此成就了臭名昭著的名声。###第4章　文字狱1
要说文字狱，可以用历史悠久来形容，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几千年可谓连绵不绝，不可断绝。比如1079年，在以史上文网宽松著名的北宋朝，当时的“北宋作协主席”苏轼同志因作诗涉嫌“毁谤朝政”被捕，株连了许多与苏轼有诗文往来的人，一时人人自危。不过说到底，以往的文字狱不过是个权利斗争的问题。
苏轼之所以被搞，那也是因为他反对宋神宗变法。否则宋神宗才不会吃饱撑着搞这位苏大才子。
关于清朝的文字狱，从满清入关就有了，和以前任何一个朝代一样，打击的目标也主要是整肃内部，或为上层人物之间争权夺利。比如说多尔衮对于称呼的纠结，再比如对于豪格的打击，文字狱也算是其一个手段。
但是，将文字狱初步扩大化，搞到民间，鳌拜开了个很坏的头。从此诞生了清朝言论检查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真正将文字狱发挥到极致，搞出了自上而下大规模思想整顿运动的，则是所谓的十全天子乾隆，当然，这是后话，以后再讲）。
在鳌拜执政期间，主要有两起。（注意，网上说，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是最严重的，实际上，康熙年间最严重的文字狱主要就是辅政大臣执政的时候搞出来的。该是谁的脏水就记在谁的头上。）
第一是顺治18年的“哭庙案”。这一年顺治正月初七就去世了，康熙还小。这起案子，四位辅政大臣自然是第一责任人。
刚开始，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普通的读书人群体上访事件。最后被官方定性为一场意识形态斗争，他们认为这是清定鼎中原后江南士子不满其统治的表现。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吴县（属于苏州）新任知县任维初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税任务，不恤民情，动用武力，把不按时交税的民众统统拉到县衙打板子，甚至还打死了一个人。同时他自己却盗卖官米，中饱私囊，弄得怨声载道，骂声滚滚，连一向和官府一个鼻孔出气的苏州士绅都看不下去了，愤愤地说道：“自明太祖立法至我朝定鼎以来，未有如维初之典守自盗者也。”
谁来为民请命呢？苏州的读书人拍案而起了。他们继承苏州学界遇到不平事就哭孔庙的传统，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四日，即全国官员为刚刚驾崩的顺治皇帝哭灵的最后一天，组织了百余人集体到孔庙哭诉痛斥任维初的暴政。他们从孔庙一直哭到江苏省巡抚大堂，沿街还散发传单，大呼口号。事情闹得有点大，但它还是一桩上访事件，虽然过激了点。
巡抚朱国治是怎样处理这次群体性上访的呢？孰是孰非可以慢慢处理，当务之急是驱散人群，防止群情失控。他一面下令逮捕知县任维初，一面悍然出动兵卒强制驱散人群，并捉拿了领头的11名读书人。
应该说，朱国治的处理是妥当的。逮捕任维初，可以平息民愤；捉拿领头的读书人，则显示了政府不允许群众随便闹事的态度。
然而，拿人容易定罪难。为什么呢？那任维初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税任务，才对群众动武的。换句话说，他若不动武，怎么完成征税任务？因此，任维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工作。对于这样忠于职守的干部，怎么能惩处呢？再说，朝廷因为连年用兵，财政实在紧张，正在加紧督促各省尽快征税，上交朝廷。若让朝廷知道他朱国治惩处了这样卖力工作的干部，会有他朱国治的好果子吃吗？
既然不能惩治任维初，那就只好惩治闹事的人了。但肯定不能说读书人是为了抗击暴政、声张正义，必须另做文章。朱国治大笔一挥，将哭庙案定性为抗税谋反行为，上奏朝廷。巡抚的权力还是很大的。
接到奏报后，朝廷辅政的四大顾命大臣之首的索尼觉得案件的定性还可以，但事由不对。怎么能说是为抗税而谋反呢？根本就是企图反叛朝廷，根本就是有组织、有蓄谋的！索尼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清朝刚入关不久，许多汉人依然存着反清复明的心，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依然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