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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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又开始大量出血。我的内裤金沾满了血。当我在洗涤裤子时，一个女看守来到窥孔处。
她打开小窗问我：〃怎么啦？你裤子上怎么满是血？？我来月经了。怎么这么多血，这正常吗？〃她打开牢门走进来。马桶里全是满沾着血的手纸，我本准备用洗裤子的污水冲掉它们的。
〃你为何不报告！〃她站了一会，就关上门走了。
过后她带来了那位最早的青年医师，似乎她又重返这里工作了。问过了我的年龄后，她就说：〃这可能是更年期的关系，但也有可能生有异物。你需要作妇科检查，但现在这里没有妇科，先给你打一支止血针。〃注射后效果很好，但我担心会生上肿瘤之类东西，而且有可能是恶性的。我再没有比此刻更迫切想离开看守所。
这是一九六九年一月最寒冷的一天。离一九六六年对我的第一次提审，已有两年多了。我的处境开始有了变更。
与往常一样，我坐在床沿上阅读毛泽东著作。这时牢门打开了，进来两个在劳改服刑的女青年，后面跟着那个曾搜查我囚室的军队女看守。她没有进来，只是两手撑着肥胖的臀部，立定在门口虎视眈眈地监察着。另一个看守只是跟着她屁股打转。那两个在服刑的女青年，把我原先搁在另外两张叠在一起的床铺上的东西都搬到地上，那里我原是当桌子用的。然后又把上面的床铺搬下来，置在窗口。
〃把你的东西拎起来，是否还想等你的老佣人来帮你拎？〃那军队女看守讥诮地冲着我吼着。
待我把东西放回那张空床铺时，那些劳改女犯搬着一床铺盖和面盆等进来了，后面跟着个三十来岁的女犯人。她聋拉着脑袋慢吞吞地移着步子，这是监狱里规定犯人所持的态度。她手里还捧着一些零星衣物。
那些女犯出去后，看守就把门关上了。
我被隔绝了这么久，我渴求着与人交往作伴，正如沙漠上的迷途者渴求水源一样。那新来者的出现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顿时感到精神一振，并准备作出欢迎的反应。但我即刻意识到，极左派向来热衷于声东击西，因而提醒自己不要光看表面现象，这样一想，就重新坐回原处，低头看自己的书，一边在心里思忖着这一突发的情况。因为强制执行军管后，文化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看守所的工作量有所松懈，很少再有大批犯人被投送进来。我估计，看守所里的犯人人数只有在减少。因湖在室内活动时，我已听出，楼上囚室里的脚步声也已显然减少了。而在这个时节，却要将一个犯人塞进我的囚室，看来并不是意味着因为犯人太拥挤了。因此，我必得耐心等待，以期真相大白。
那位新来者一边整理着自己的东西，一边却不时偷偷地看看我，好像希望能与我的目光相触。
〃你来这儿有多久了？这里还可以吗？他们打人吗？〃她终于压低嗓门说着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
她所说的令我困惑不解。她不像个吃得饱饱的过得好好的新入狱的囚犯。看她的脸色白里透灰，说明已被囚禁了相当长的时间了。由于缺少蛋白质，她的头发疏少稀薄，且枯焦得像稻草似的。她的衣服，披在与我一样的让饥饿给掏空了的躯体上。一双黯淡无神的眼睛中，偶尔迸出一丝奸诈和惧怕。
〃我们不可以互相交谈，这是不允许的。〃我跟她说着，便向门上窥孔张望了一下，蓦地，孔后一只黑眼睛忽闪过去了。我顿生疑团：为什么那看守明知她坐在我身边而不开窗责骂她？
晚饭时，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自己的那份山芋，看到我只从中拣了几片放入自己杯中慢慢地咀嚼着，就一把夺过饭盒，把剩下的山芋都倒入自己碗内，一边吃一边自言自语地咕哝着；〃我们不可以浪费粮食。〃我没阻拦她将我剩下的那份也拿去吃。这个细节证明，她最初表示自己为刚入狱的，根本是在骗人。她正饿得发慌呢。
假若我对监狱内幕十分稔熟的话，其实即刻就可以识破她演的把戏。但只是在好几年后，我才了解，按公安局规定，是不可以在一个囚室里关两个犯人的。集体囚室中，至少得关三个人。因为监狱当局认为，三个人谋反较之两个人，要难一点。
我继续坐在床沿上，冷眼等着看她下一步的表演。可是她除了揩油用我的手纸和肥皂外，就再也不试图与我搭讪了。
次日早晨，听过新闻广播之后，她又坐过来了。
〃我恨死这个可怕的文化大革命了。你恨吗？可恶的红卫兵抄了我的家，你家被抄了吗？〃我常从扩音机里听说，许多人就是为了批评文化大革命及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而被判长期囚禁，所以我知道这种言语，是十分严重的罪行。她这样随便暴露自己的观点，是不正常的，除非看守授意她如此，以作为诱饵引我与她产生共鸣。因此我只是回答道：〃不要发牢骚，你为什么坐在这里讲个没完，而不去学习〃毛选〃呢？要是给看守发现了我们在互相交谈，她们会惩罚韵们的。〃我往囚室四下打量一番，发现她根本没有〃毛选〃。自文化革命以来，〃毛选〃已成为每个中国人必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他的衬衫裤子一样的重要随身物品。而且，它也成为一种必要的防身护品。因为有无毛泽东著作，已成了测试每个人政治可靠与否的试金石。
另外，记得我刚来看守所的那个晚上，看守就让我念读监规，其中一条就提到，每个犯人必须学习毛泽东著作。她怎么可能在送入狱中时，会不带上〃毛选〃呢？
〃你的"毛选"呢？你进看守所时，难道没有人叫你带上？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大意呢？〃我将情况解释给她听，她的脸一下涨红了。我愿意把书借给她，她却推开不受。
〃我才不愿看他的书呢。我恨他，他毁了我的家。我认为，国民觉比共产党要好多了。你说呢？〃出于本能，我的眼睛往门上的窥孔里扫了一下，那边没人在监视我们。颂扬国民党，是个多么严重的罪行。我已十分肯定，她是受军队看守之命而如此这般行动的。可能那个看守是个左派分子，她迫不及待地欲加罪于我。我说：〃你不许胡说乱道，我会汇报的。〃但她并没觉察到我已有所提防了，还是一门心思地怂恿我讲反动话。
〃一九四九年之前你难道不在上海？国民党不是好多了？〃她坚持往下说。
〃我真的对一九四九年之前上海的情况不了解，那时我在外国。〃我说。
〃呵！你多福气呵？在外国！我最恨现在的上海！我们没有自由。你恨共产党吗？〃她又试探着我。
〃我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只能爱人，不能恨人。我们甚至还应该爱我们的仇人。〃我跟她说。
我发现她十分不理解我，为什么说还要爱我的仇人。只见她自负地一笑，然后似乎为了争得我的信任，突然冒出一句：〃我也是个基督徒。那太好了，我们一起来背诵主祷文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们以你的名为圣……〃但她没有跟我一起往下背，却显出一副不知所措的狼狈样。
〃你不是基督徒，不用假冒基督徒。〃我说，〃不过这也没关系，我来教你念主祷文。〃她摇摇头，却也没有钻这个空子去汇报我散布宗教迷信。
我想她的文化修养尚没有达到这种水平足以辨别，我教她念主祷文，对这些极左分子来讲，与汇报我有反党言论是有同等价值的，都会使他们感到兴趣。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信徒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红卫兵的第一项行动，几乎全是捣毁庙宇和教堂，惩罚僧尼和神职人员。
下午，还是那个军人女看守，打开牢门叫着我的同囚室人号码，吆喝着：〃出来提审！〃我焦灼地等着，在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