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第1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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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护照早巳过期了，我没有去更换，美国移民局及归化服务处已发给我证件，我可以出国旅游。我希望不久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我适宜住在美国。这里有经过大屠杀而幸存的犹太人，坐过监狱的持不同政见者，乘船投奔而来的越南难民，还有反对暴君的政治逃亡者。在这样的人中生活，我不会感到孤独。我也相信，要是上帝，在天堂中辟有特殊的一角，专门安置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冤魂的话，那么我的女儿曼萍，在那个世界之中，一定也不会寂寞的。
我虽然已决定做个美国公民了，但我还是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故国的未来及中国老百姓的幸福，依旧时时牵动着我的心绪。我总是细细阅读来自香港及中国的报刊。就是读美国的报刊杂志。我也十分留心那些来自中国的驻外记者的报道。此外，我的一些邻居朋友也为我收集散见在其他城市的报刊上的这方面材料。我还仔细阅读上海的朋友们送来的中国政府发放的文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我千里迢迢飞去香港，会见由内地来港作短期访问的亲戚。
来自中国的种种消息，令我十分鼓舞。对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而出现的空前繁荣，我感到欣慰。我常常回顾中国在极左路线统治时代所浪费的岁月及文化革命所带来的疯狂。我为许多无辜牺牲者难过，很高兴听到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文化革命一是场大灾难。
对那些处于贫困，然而已醒悟了的中国老百姓来讲，那些过时的口号也已失却号召力。共产党为了唤起人民群众的热情，只能诱发位们的爱国心，教诲人民群众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努力工作，从而使中国恢复历史上有过的繁荣，并在国际上取得相应的地位。作为一种激励，共产党应诺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不再搞任何政治运动。
自邓小平作为最高执政者以来，已有五年了。他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基本已取得成功；海外商人及旅游者，潮水样涌向中国境内；中外合资金额，巳达几十亿美元；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农业生产率有了惊人的增长。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有少数工作勤奋又聪明肯动脑筋的老百姓，已经富裕起来了。自一九八四年城市改革方案实施以来，共产党领导表示，再过三年，中国将出现新的经济结构，包括中外合资、技术合作以及劳务输出等等。国营工业将重点依赖市场的供求规律而非中央的严格计划。小型私人企业，主要是指服务性行业如饭店、成衣业等，正在日益发展。对于这种新体制，邓小平及其部下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改革政策的实施，也引起不少人的反对。有些老干部，认为邓的政策背叛了马列主义及共产党的革命原则。也有些反对的人，只是因为改革方案影响动摇了他们的地位和特权。而这种对改革不满而引起的非议，已超过了一般的批评的限度。然而在这种不稳定的政治气候之下，邓仍能不屈不挠，昂然前进，取得了胜利的成果。
自一九八二年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邓小平以优惠条件，完成了奉劝一百万共产党中层干部离休的任务。继而又通过共产党内部整党，将他认为最顽固不化的基层干部清除出党。自一九八五年年初以来，他调动了国务院几个干部的领导人的职务，并在全国廿九个省和自治区中，任命了廿六个中青年任省长和省委书记。一九八五年八月份，他竟完成了改组军队的艰巨任务。一九八五年九月在共产党代表大会及中央委员会举行一系列会议时，他要求位于梯形顶峰的拥有最高权力的老年共产党领导〃自动"提出离休，提升一批忠于改革政策的中青年共产党干部继任他们的职务。
不断变化，是共产党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成份。中国领导人在进行任何试验时，总准备着老百姓们矫枉过正，不论是自由化还是集体化。在共产党执政的三十六年中，其政策就像只钟摆左右不停地摇摆着。然而目前的中国与过去有着显然的不同，就是目前的中国不再因被文明的国际社会所抛弃而孤立。世界舆论及中国对世界主要强国的政策，直接影响着他国在中国的投资。对外贸易能够而且已经影响了中国各项大事的进展。中国与世界各国接触交流的增加，使中国对它们有了较深入的了解。现在，中国有许多青年在西方国家学习。他们回国后，有一天总会在各个领域里担任重要工作。现在中国更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人民心目中自我形象的重要性，并迫切希望能投下一个较佳的印象。那些希望中国安定发达的人们的赞誉声，终将响彻四方。
这是一个应该被纪念的人。她的死，那个世代已成绝响。
郑念晚年接受采访谈《上海生与死》
郑念：《上海生与死》的作者张敏：记者（以下简称问答）《上海生与死》问世十二年后的一个晴朗的夏日，记者走进郑念女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寓所。郑念精神矍铄、温文尔雅，全然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
问：我十年多年前读过您的著作，中文版书名是《上海生死劫》，后来又见到有的叫《生与死在上海》，我还见过另一种版本，叫《上海生与死》。您的书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永远难忘。能不能请您谈谈您的人生经历？
答：我一九一五年一月生在北京。中学我读天津的南开中学。大学读燕京大学。然我就到英国留学，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在英国，我遇到了我先生，他也是中国的留学生，在念研究生，比我大五岁。我们就在英国结婚。当我们完成学业回国的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我们不能够回家了，因为我们的家都在北方：他是山东人，他妈妈在济南。所以我们就直接到了重庆。我先生在外交部供职。后来他被派到澳大利亚，我们在澳大利亚呆了七年。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我们回到上海，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六岁。
问：就是您的女儿，梅平。
答：对。她生在澳大利亚。到上海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上海。当时，英国的壳牌石油公司留在了大陆，英国的经理也要回国了，伦敦总公司让他物色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作经理，我先生就接受了。一直作到一九五七年，直到他患癌症去世。他死后，公司就准备派一个英国人来，但是英国人不会中文，他们就请我去作英国人的助理。一共作了九年。
问：那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您一直在壳牌公司工作吗？
答：这个公司当时已经关了。我本来是调职，调到香港，英国经理已经离开了。我为什么没有马上申请去香港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她当时在文艺小分队，到山东演出，她是不愿意出国的。好几次我到外国去，我都问她愿意不愿意跟我出去看一看。她总说：〃我不要。〃因为她是共青团员。她是很相信政府的了，很积极的。她说我不要出国。尽管她已经大了，但毕竟没有结婚，没有固定的男朋友。我想如果我走了，留下她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姑娘，我总是不放心。所以我想要等她回来，和她商量商量。我也想，要么我就不作了。那时我只有五十岁，好像还可以做点事。所以，我就没有申请马上去香港。结果，文化大革命五月就开始了，这样一来，我就不能申请去香港了。
问：那当时梅平是在读书，还是工作了？
答：她已经开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演员了。她是上海电影学校毕业的。
问：您能不能谈谈梅平的情况？
答：她是个积极分子。学校还给她开过展览会，她是优秀共青团员。当时毛主席提倡〃小分队〃演出，她就参加了一个小分队。她已经是超龄团员了，电影厂的领导准备培养她入党。每次小分队到各处演出，她都非常积极。他们一面演出，一面还要和工农一块儿劳动。她表现是很好的。我们当时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