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第35章

我坚信，一个胸怀大志却又能忍受艰苦和屈辱的男人，是最了不起的，他也是最值得信赖的，因为他懂得珍惜世间真情，懂得体谅人情冷暖。
每次去纽约的中餐馆吃饭，他都给服务员不少小费，特别是那些从大陆来的。
“看见那位专为客人倒冰水、收盘子的四十来岁的人吗？一看他的手势，就知道是新手。这是餐厅服务员里干活最累，小费最少的活儿，刚进来的人才被分配做这份工。负责点菜的服务员把所收小费的10％给他，他每晚干五六个小时，连工资顶多得二十几块美元，同是中国人，还经常被资格老一点儿的人欺负。”说起餐馆里的事，他样样在行。
吃完饭，他特意给那位中年人小费，那人谢个不停。大家聊了几句才知道原来那人在国内是机关里的干部，陪读来到美国，刚到一个月。“唉，有点儿吃不消。看来出国前精神准备还是不够。”那人苦笑着对我们说。“上帝对我们俩儿真是眷顾，”出门时他感慨起来，“你看人家四十多岁了，还要从底层做起，不容易埃”街边有个中国老汉，看样子六七十岁了，正在卖肉包子。当时正刮着大风，行人匆匆而过，没有人注意到这老汉失望的眼神。风把老汉的皱纹吹得更深了。
他走上前去，一口气买了二十个包子。
“够我们吃一阵子的。”我挽着他的手臂往家走。
“这么大年纪还不能呆在家里享享清福。”他自言自语道。
我认真地建议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又穷，也出来卖肉包子吧。
到时候，我们就叱喝说：‘吴记肉包子，又鲜又香喽！’”命运无常，谁也不可能一直走上坡路，甚至刻苦努力也不一定保证成功，只不过人们往往只看到成功的一面罢了，就像赌场里传出的永远是头彩的消息，至于那些不赔不赚或输得精光的人，大家尽量不去注意。今天的名与利是我们的劳动所得，问心无愧；明天即使名利淡去，也还有脚下一块坚实的土地；那就是我们的爱情和家庭。我很奇怪为什么记者们每次采访我都要问一句：“事业和家庭，哪样对你更重要？”这还有什么疑问吗，当然是家庭更重要：事业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他人的评价，而感情上的得失却完完全全是自己真实的感受，谁也无法代替，谁也掠夺不去。这样想的时候，我和他靠得很近，天地也因此更显辽阔。
工作累的时候，我们喜欢畅想。“干脆明天就退休吧。”我们常这么开玩笑。
我曾知道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城里人一直怀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攒够了钱去大海边买一幢房子，安享晚年。为了这个梦想，他拚命地工作了几十年，熬白了头发，累弯了腰，终于在退休的时候凑够了钱，在海边买到了称心的别墅。黄昏，他独自来到夕阳下的大海边，望着万顷波涛，回想起自己的一生，感慨不已。这时，他遇到了一位渔翁，两人攀谈起来。他对渔翁说：“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现在可以朝夕与我热爱的大海为伴，与天地共呼吸，再不必为上司的脸色患得患失。为此我奋斗了一生，得来真是不容易啊！”
渔翁诧异地问：“为什么要费这么多的周折呢？你看我，不是早就得到了这一切了吗？”
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时，他说：“其实，即使守着同一片海洋，老渔翁的体验与这个城里人的肯定不同：一个与生俱来地拥有，一个千辛万苦地拚搏而得，感叹的内容不一样，珍惜的程度也不一样。我倒是觉得那个城里人经历了两个世界，感悟或许还高于渔翁呢。再说，他不必为明天的鱼价担心。”
“看来，目前我们还是要做城里人了，天天忙碌，脑袋里装着个关于大海的梦。”
还好，海离我们并不远。假期的时候，他便牵了我的手，走进细细软软的沙滩，漫步着，看潮起潮落，日出日落。
我们曾在海边联过一首诗。
“我是万古的波涛
，
我是千年的海岸
。
。
。
。。
”
波涛撞击到海岸，才结束了漫长的流浪；海岸拥抱了波涛，才焕发出酝酿的激情。
携手而行，是爱情电影中的俗套，却是我和他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每一天。
今夜，我们为彼此准备了结婚周年的礼物，直到现在，还互相保守着秘密。
但是，玫瑰花已经盛开在窗前。在它的幽香里我写下这本书的最后一行字。
后记
我的第一本书即将出版了，它是我几年来断断续续写成的一些随感的汇集，记述的是我平凡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思想谈不上深邃，文笔也欠功力，本来是不敢拿出来贻笑大方的。特别是治学严谨的父亲向来认为“白纸黑字的事不能有半点马虎”，社会上又有对“名人”出书的不同反响，我何必赶这个时髦呢？所以，当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黄惠民先生向我征稿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以后再说吧”。
但黄先生却很执著。他看过我写的文章，认为写得不错，并说“若是追求完美与不朽，恐怕没人敢下笔写一个字了。文章贵在真实。”我的先生吴征被他的诚恳打动，也劝我“别偷懒，多动笔才能写得好。重要的是展示一段成长的过程。”
与许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出生在“文革”当中。那时的家境并不宽裕，但父母营造的爱巢给了我一个安全、健康的童年；我的青少年时代几乎完全被笼罩在升学的压力中，结果是一张张优秀的成绩单和一副近视眼镜；大学毕业后，我神差鬼使般地走上了电视，开始了令许多人羡慕的荧屏生涯。我爱上了电视这一行，为此我不敢偷懒，也不愿停步。或许还算有点天分，运气也不错，在最初的几年中就干出了些声色。值得庆幸的是，我始终清醒地知道所谓的知名度与真正的成功之间的巨大差距。我还年轻，我还浅薄，我还需要多看看世界，多体验人生。
在旁人眼里一直很“顺”的我，也经历过事业的波动和情感的挫折。我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只要用功去“谋”就问心无愧了，至于“成”不成，那不是在我掌握中的事——写作或许也通此理？
英国剑桥名人录编辑部给我的父亲寄了表格，请他填写，作了三十五年教书匠的父亲却没有在上面落字。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成绩就是教了些学生，我并不需要什么‘名分’。”
我赶不上父亲的清高，却也明白：认认真真地做事，实实在在地做人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可靠的原则。
比如这书，是我不长的人生经历中真实的点滴，记述下来，留给将来的自己，似乎也未尝不可，不必强求众人的赞许。
于是我整理了过去写成的一些文章，又加写了不少，不求面面俱到，洋洋洒洒，但求朴素和真实。爬格子并不轻松，又值我怀孕期间，还要完成硕士学业，拍摄《杨澜视线》，日子过得辛苦但很充实。在这里我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江曾培社长、郏宗培先生及黄惠民先生的一再鼓励和支持；感谢袁银昌先生对本书的装帧设计；感谢刘昱、镇霞、周莉三位小姐帮助我打印文稿。
当然，不能忘了我先生吴征的功劳。所以，干脆拉他下水，让他作序。
还有我的将要出生的孩子，没有他的“配合”，我怕是也没有精力完成这本书了。为此，我把我的第一本书送给我的第一个孩子，让他长大后看看，了解他的妈妈曾经是怎样的。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