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第37章

莫非〃，既讲治权，也讲产权。治权是根本，而产权是前提。换言之，只是因为上天把天下的产权授予了天子，他才获得了对天下臣民的治权。
可惜这一前提完全是虚构的。皇帝之所以能统治天下，并非当真因为〃天命〃，而是因为〃暴力〃。历代王朝的江山几乎都是打下来的。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均如此。魏晋等通过谋篡建立的王朝，其实也是打出来的。完全靠谋篡建立的政权，则不能持久（如王莽的〃新朝〃）。所以，产权也好，治权也好，其实都是占有权。
帝国的这种占有几乎没有限制，即不但占有财产权，而且占有人身权，是一种〃无限产权〃和〃无限治权〃。因此，尽管帝国不得不将其资源和财富部分地交由臣民共享，但又保留和掌握着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只要皇帝或官府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有时连这种理由也不要），就可以任意剥夺臣民的财产权甚至生命权。臣民对此不但不能持有异议，还得磕头如捣蒜地〃谢主隆恩〃。其所以能如此，就因为土地也好，财产也好，每个人的生命也好，归根结底都是皇帝的。这正是帝国一切罪恶和动乱的根源。
这样一种天狗吞月式的占有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会遇到问题，因此吞下去以后还得吐出来。从理论上讲，皇帝的也就是臣民的，因为皇帝无非〃万民之主〃。没有了民众，皇帝就真会变成〃孤家寡人〃。同样，民众如果一无所有，皇帝又怎么会有？何况天下资源财富何其多也，皇帝一人岂能尽享？所以，历史上的基本情况是：除明确规定属于国家的〃官田〃外，其他土地，则无妨说是皇帝与臣民〃共有〃。皇帝有份，臣民也有份。臣民有份，因此可以买卖；皇帝有份，因此可以没收。不过，尽管臣民有份，可以买卖，但归根结底还是皇帝的。由是之故，臣民在使用这些土地时，必须向皇帝缴纳赋税。在通过官方手续买卖这些土地时，也必须注明应缴赋税的份额。相反，皇帝在没收这些土地时，则不必付费。只有在征收土地时，才出于〃仁民爱民〃的考虑给予一定补偿。
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制度简单地称之为〃私有制〃，不能把帝国对人民的无偿占有和巧取豪夺，简单地归结为〃私有制的罪恶〃。因为不但帝国的资源产权不清，而且皇帝自己也身份不明。作为个人，他是私；作为国家，他是公。因为是公，所以皇帝又称〃国家〃、〃朝廷〃、〃县官〃。因为是私，所以皇帝自称〃联〃。联的本义是自身，即私自。既是国家，又是私自，因此皇帝的身份〃公私不分〃，就像那〃王土〃并不知道当真属于谁一样。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者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更多的还是强调其作为国家象征和代表的性质，即强调皇帝身份〃公〃的一面。那么好了，既然〃天子无私〃，则皇帝就既不该有私事，也不该有私产。但这并不可能做到。皇帝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岂能没有私事，没有私产？事实上，所谓〃王田〃，就是天子的〃自留地〃；　所谓〃大内〃，就是皇帝的〃小家庭〃；所谓〃乾纲独断〃；　就是将其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所谓〃联意如何〃；　则就是〃我个人认为〃。只不过这〃个人〃大得无以复加，简直可以等同于整个帝国。
皇帝的身份既然〃公私不分〃，帝国的土地也就一定〃产权不清〃。不但在事实上不清（既是〃君有〃又是〃民有〃）　，而且在名分上也不清（既是〃国有〃又是〃王有〃）。其实，从来就不会有人当真认为〃王土〃是〃天子私产〃。作为〃天道〃的代理人，皇帝只不过是管理这些〃公产〃的〃总代表〃。因为是〃总代表〃，因此可以〃换届〃，即〃改朝换代〃。只不过，第一，换届不仅是换人，同时也是换姓，换家族；第二，换届的方式不是民主改选，而是武装夺权（如明清），或阴谋篡权（如魏晋）；第三，换届也不召开公民大会或代表大会，而是以〃天道〃的名义来进行。但不管怎么说，可以换届，就说明天下并非天子私有，否则就不能叫〃改朝换代〃，得叫〃谋财害命〃了。
天下既然并非天子私有，则帝国就应该用〃公开招标〃（竞选）的方式，来为这一笔〃公产〃寻找最好的〃代理人〃。可惜并没有人这样做。相反，为了确保一家一族独占天下，历代帝王尤其是开国君主，不知费了多少心思，用了多少手段，想了多少办法，杀了多少好人！帝国制度所谓〃公有性质〃（公天下）的欺骗性，岂非昭然若揭？
然而那些主张〃天下为公〃的儒生们，还竟然为这种明显的假公济私张目！他们的逻辑是：王有即国有，国有即公有，公有即大同。大同胜于小康，公有胜于私有。这又是极具欺骗性的。王有并不等于国有，已如前述；国有并不等于公有，也不难证明。当今世界上许多独裁政权，不就是私库通国库吗？他们的那些所谓〃总统〃；　不就是视国库为私囊吗？有名义上的公有，有实际上的公有。一种制度，并不因为它自我标榜为国有，就一定当真是公有的。相反，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个专制政权，一种集权制度，越是拼命标榜〃天下为公〃，就越是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帝国就是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的制度和政权。它的目标和行为，首先是满足帝王一己之私欲，然后是满足官僚集团的种种需求。当然，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在口头上，还得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在实际上，则是〃君为贵，官次之，社稷再次之，民为轻〃，或者〃君为贵，社稷次之，宫再次之，民为轻〃。在帝王那里，是〃君为贵，社稷次之〃；在官员那里，则是〃君为贵，官次之〃；反正与他们标榜的刚好相反。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私有制度，因为它并不承认私权。20　世纪之前，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宣布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也没有这样的法律。在帝国的所谓〃法制〃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皇帝。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又首先是皇帝的尊严，以及他的权力和地位，而不是他的财产。其他，包括庶民，也包括官员，包括他们的财产，也包括他们的人权，则都是可以任意侵犯的。明代甚至连朝廷大臣都可以〃廷仗〃，况乎小民，又况乎其私产！
其实，中国传统社会既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也没有真正的、彻底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从来没有。有学者认为，大同时代（氏族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天下为公），小康时代（邦国时代）实行的是私有制（天下为家），这其实可以商量。首先，《　礼记·　礼运》　所谓〃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说的是产权还是治权，也有不同理解。樊树志先生就认为，这两句话的关键在于〃公权力〃而非〃所有制〃。大同之世的特点，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最高领导权〃传贤不传子〃，这就是〃天下为公〃。启废禅让以后，传子不传贤，最高权力家族世袭，于是〃公天下〃一变而为〃家天下〃，大同之世被代之以小康，这就是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请参看《　国史十六讲》　）。
樊先生所论甚为在理，因为政权的交替方式，最能看出这〃天下〃是公是私。权力倘若不能真正成为〃天下之公器〃（公权力），所谓〃公天下〃就十分可疑。但我以为，治权来自产权，无产权即无治权。小康之世之所以〃大人世及〃（世袭），就因为时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因此，范文澜先生将〃天下为家〃解释为〃变公有为私有〃（《　中国通史》　第一卷），也是有道理的。
然而对于所谓〃原始社会公有制〃，却要分析。在氏族和部落内部，资源和财富也许是公有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界限却划得很清。不但以邻为壑，还要发动战争，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哪有什么〃天下为公〃？所以原始社会的所有制，只能叫做〃部落所有制〃或〃氏族所有制〃，简称〃族有制〃。邦国时代的所有制，则只能叫做〃家族所有制〃或〃家庭所有制〃，简称〃家有制〃。至于帝国时代，则是两种制度并存，一方面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所有制〃（国有制），另一方面是男耕女织小农经济的〃家庭所有制〃（家有制）。这也很对既是〃国有〃，又是〃家有〃，合起来岂非〃国家〃？
那么，这个〃国有〃与〃家有〃并存的制度，究竟是公是私呢？也说不清。事实上，正如〃王有〃不是私有，是〃国有〃；　〃家有〃也不是私有，反倒是〃公有〃。因为土地、房屋和其他生产资料、生活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