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137章

汉末天下大乱，江东地区虽有刘繇、王朗这些朝廷牧守，但他们能力有限，自保尚且不暇，江东大族当然不可能死力相效，如虞翻对王朗，不过是尽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罢了。当势力强大的孙策拥众南下时，江东大族自然不会视而不见，只是，依附问题关系到江东大族的前途去向，意义相当重大，在不能断定孙策能否保护其根本利益之时，江东大族是不会贸然投靠的。换言之，一旦孙策表现出足够的实力和能力，那么江东大族的倾心归靠就是意料中的事。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随着孙氏集团势力的逐步稳固和扩大，尤其在孙策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之后，江东大族的猜疑之心渐次消弭。只是，大姓的猜疑之心虽去，与孙氏集团全面携手的时机却还未成熟，全面合作尚需等待些时日。
【二】
孙权时期：合作与打击。
孙权统治时期，大致可以陆逊为相的赤乌七年（公元224年）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孙吴政权逐步实现了和江东大族的全面合作，后一阶段则是孙权对江东大族刻意防范和打击的时期。当江东大族势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也是孙权对江东大族防范和打击升级的开始，陆逊之死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此。
孙权即位后，对江东大族以招抚为主。由于孙策掌权时已经对江东大族表示出了友好态度，孙权与江东大族的合作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孙权初即位时，“深险之地锋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孙权在张昭等人的扶持下，除派亲信将领攻打吴郡、会稽、丹阳三郡的山越族，还做了一件重要事情：“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以扩大统治基础。其中既包括南渡北士如鲁肃、诸葛谨、严峻、步骘等人，也包括江东大族中人，顾徽、陆绩、张允、张温、驼统、陆逊、陆瑁、朱恒、吾粲等人，均在此时进入孙氏统治集团。
随着孙权对江东大族的倚重，迎来了孙氏集团和江东大族全面合作的高潮，其标志就是吴地士人大量进入孙吴政府并分享最高层权力。在基层州郡，孙吴和曹魏一样，早在嘉禾年间（公元232年～公元238年）就已设立九品中正制，以选拔人才，州置大公平（后称大公正），郡设中正。这一制度的设立，得利最大的当然是江东大族，其次才是南渡北士。如《三国志·吴书·朱治传》称，“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在中央政府，顾雍从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到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卒于任上，为相19年，陆逊则自夷陵之战后，屡迁为上大将军，“吴于大将军之上复置上大将军”。这样，吴国的最高文职丞相，最高武职上大将军，两者均落入吴人之手，足以说明江东大族的势力至此已发展到极盛。
在江东大族势力迅猛发展之际，危险也同时出现。孙权对江东大族的猜忌和怀疑日渐加深，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措施，并具体体现在暨艳案、吕壹事件和二宫之争这三件事上。暨艳案发生于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张温、暨艳是吴郡人，与顾、陆大姓关系密切，张温之妹就嫁给了顾雍子顾承。二人以“核选三署”为名，行“弹射百僚”之实，矛头所指都是淮泗人物，如丞相孙邵、太守王靖，这自然引起淮泗集团的强烈不满。
孙权坚决站在淮泗集团一边，不顾骆统、陆瑁等人上疏求情，杀暨艳、废张温，此后张温一族也从吴国政治中消失。吕壹事件发生于赤乌元年（公元238年），这一次是孙权借校事吕壹之手对江东大族势力进行抑制，首当其冲的是丞相吴人顾雍，然后是左将军吴人吕据，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引起江东大族的强烈不安。而骠骑将军步骘、太常潘浚等淮泗重臣也极力反对，最后孙权不得不以吕壹为替罪羊，一杀了事。
如果说，前两事件对江东大族的打击还只在局部，那么二宫之争对江东大族的打击就可谓伤筋动骨了。二宫之争是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间的夺位之争。大体而言，江东大族多支持太子孙和，淮泗集团则大都拥护鲁王孙霸，孙权对二宫之争貌似公允实则偏心处置，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打击江东大族势力的决心。
他先将丞相陆逊逼得“愤恚致卒”后，继续遣使责问陆逊子陆抗二十事。接着，原丞相顾雍子顾潭、顾承兄弟被流放交州，客死异乡，骠骑将军朱据被赐死，尚书选曹郎陆胤下狱，太子太傅吾粲被诛杀，张纯弃市，江东大族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是摧折殆尽。相形之下，孙权对参与二宫之争的淮泗人物的处置却是轻描淡写的，仅全寄、惕竺、吴安、孙奇4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遭诛，其他重要人物如步骘等反受升迁。
孙权对江东大族坚决打击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陈寿所说的孙权疑心过重，即“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滋甚”，其原因是深层次的。
从政治上看，孙吴国内除孙氏宗室外，另有两股政治势力，即南渡的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集团，这两股势力共同辅佐孙氏政权成就霸业，与曹魏、刘蜀相抗，但又互相约束、牵制，在政治上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孙吴开国，多是倚仗淮泗精英，但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北方士人暂时不再南渡，南渡北士集团因为后备人才不足，日渐衰退。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名将周瑜、鲁肃、吕蒙等均已去世，此后南渡北士难以担纲孙吴政权中的重要角色。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盘踞江东多年的江东大族，势力深厚，影响深远，因此后备人才源源不断，又加上控制了吴国的官员仕进途径，他们的政治上升势头有超过前者的趋势，这自然会破坏已有的政治平衡。
这种趋势自然不是孙权愿意见到的，相比较而言，孙权更愿意任用南渡北士，因为南渡北士集团跟随孙坚、孙策、孙权父子多年征战，与孙氏政权的关系正如吕范所言，“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而江东大族久居江东，与孙氏政权实质上仅是一种合作关系，孙氏政权借江东大族而建业图霸，江东大族也借孙氏政权而扩充势力。南渡北士与江东大族，孰近孰远，孙权心中当然很清楚。
再从经济上看，隐匿人口、侵吞土地，本是东汉末年以来豪强地主的拿手好戏，江东大族也不例外，“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是吴国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同的是，在吴国，江东大族超越制度过量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行为，是得到孙吴政权默许的。《世说新语·政事三》载会稽贺邵出任吴郡太守，遭吴中诸强轻视愤而以“检校诸顾、陆役官兵及藏逋亡”以示报复一事，及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注》中称：“人多离其本土，逃亡在外，辄为势家所藏匿，官不敢问”。皆说明孙吴政权实际上是以默许江东大族私占人口、土地为条件，来获得江东大族的支持。
而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豪强地主占得的人口、土地越多，对孙吴国家越不利，因为本该入孙吴国库的租税转入大姓之门，本该为国家服徭役的编户转为大姓所役使，此多彼少，豪强受益则国家受损，这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看，孙权打击势力日见扩大的江东大族实属必然。
陆逊之死就与此有关。马植杰先生曾指出，“孙权与陆逊两人的矛盾乃是君主专制与权势大族矛盾的体现”，此言诚然不差，但稍嫌笼统。事实上，夷陵之战后陆逊集丞相、上大将军两职于一身，其威望在孙吴已经无以复加，不仅充当了吴地江东大族中领袖人物的角色，在吴国政坛中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随着孙吴政权在江东的渐次巩固，江东世家大族在孙吴建国的过程中也如上所论在经济、政治上得到了相应好处，但孙权的猜疑之心也与江东世家大族势力的崛起在同时增长。出于孙吴皇权自身稳定的需要，孙权情愿依靠、重用在江东毫无根基的南渡北士集团，而不愿让世代植根江南的吴地大姓的势力过于膨胀，必要时也会加以种种限制甚至打击。因此，孙权逼死陆逊，其矛头所指实为陆逊身后的江东世家大族，是在孙吴政坛中达到巅峰的江东世家大族的势力。这可以说是陆逊被逼死的深层次原因之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孙权虽对江东大族进行了重大打击，但孙吴政权和江东大族之间却并未因此产生难以愈合的裂痕。这是因为，孙权对江东大族的根本利益并未触及。江东大族凭借世袭领兵制等特权制度，仍然在地方上占有着大量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