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138章


族的根本利益并未触及。江东大族凭借世袭领兵制等特权制度,仍然在地方上占有着大量劳动力和土地,再加上大族子弟步入吴国政坛的仕途通达依旧,只要假以时日,江东大族势力必定会在吴国再次崛起。
【三】
三嗣主时期:面和与心背。
孙亮、孙休、孙皓统治时期,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的关系有着多次调整,以下分而述之。建兴元年(公元252年),会稽王孙亮即位。此时距二宫之争不久,江东大族刚遭重创,只能采取低调姿态,而宗室与南渡北士的势力则相对转盛。当时辅政的都是南渡北士和宗室人物,且以诸葛恪为首,“权疾困,召(诸葛)恪、(孙)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其中,孙弘、孙峻为宗亲,诸葛恪、滕胤、吕据3人为南渡北士,后来双方展开了一场血腥争斗,诸葛恪杀孙弘,孙峻杀诸葛恪,孙峻死后由弟孙琳接掌大权,孙琳杀滕胤、吕据,孙氏兄弟把持吴国内政直到孙休即位初期。这一时期,由于江东大族尚未从打击中恢复,对孙氏宗室和南渡北士之间的争斗明智地采取了旁观的态度。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景帝孙休即位。次年,孙休处死孙琳。此后,孙休一边依赖南渡北士,一边重新启用江东人士,基本形成淮泗人物和江东大族分享政权的局面。丞相为陈留人濮阳兴,大将军为庐江人丁奉,左将军张布典禁军,而山阴丁密为左御史大夫,会稽贺邵为散骑常侍,秣陵纪亮为尚书令,子纪陟为中书令。同时,继陆逊之后,以陆抗、陆凯为代表的江东大族新生代领袖人物开始在军事上崭露头角,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吴国实行的世袭领兵制。陆逊卒后,陆抗以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以后稳步上升,至孙休永安二年(公元259年),陆抗为镇军将军,督西陵(今湖北宜昌)地区。陆凯是陆逊的族子,孙休在位时,“拜征北将军,假节领豫州牧”,督长江中游。此外还有陆胤为安南将军,督长江下游的虎林地区。3人均手握重兵,是吴国军方的实权人物。这一时期的江东大族,不仅政治势力有所恢复,而且由于握有军权显得后劲十足。
元兴元年(公元264年),孙皓上台。由于孙休亡时,“蜀初亡,而交趾携叛,国内震惧,贪得长君”,吴人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君王,于是由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等迎立年龄稍大、名声较好的孙皓。孙皓虽由濮阳兴等人迎立,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样受到江东大族的拥护,因为孙皓是在二宫之争中遭受废黜命运的太子孙和的长子。孙和当年曾受江东大族的鼎力支持众所周知,所以立孙皓为帝,恐怕更符合江东大族的意愿。
孙皓即位不久就露出残虐的一面,有迎立之功的濮阳兴和张布都被他杀害,淮泗集团的后备人才本就缺乏杰出之辈,孙皓的所作所为更加剧了这种现象,江东大族的势力再次得到扩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孙皓即位后,陆抗迁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荆州地区,实际上整个吴国的边防重担全在陆抗一身,当时甚至有“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之说。凤凰元年(公元272年),陆抗平定步阐之乱,迁大司马、荆州牧,手中权柄,已不亚于乃父陆逊当年。再有陆凯,孙皓初立时,任镇西大将军,后迁至左丞相。他在相期间,多次上疏直斥孙皓的诸种昏庸,辞语激烈。以孙皓的为人,如果不是因为陆凯身后有强大的陆氏家族,10个陆凯恐怕都不够他的杀戮,可见江东大族的势力已扩大到了何种程度。
和孙权一样,孙皓也面临着江东大族势力过分膨胀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孙权在位时励精图治,吏治较为清明,国家通过屯田制,掌握着大量国有土地和劳动力,而且还有足以与江东大族抗衡的淮泗集团可供凭借,所以完全可以对江东大族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击和抑制。
孙皓在位时则全然不同,屯田制已经基本废除,国力大不如昔,孙皓本人又毫不顾惜民力,肆意妄为,“(皓)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疲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在这种情况下,孙皓已没有实力像孙权那样正面向江东大族开刀了,只能从侧面对江东大族进行削弱。例如,孙皓对陆抗的增兵建议置之不理,反而大封同姓王,“封陈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给兵三千人”;又迁都武昌,试图远离与江东大族关系密切的建康城,还将宗族势力相对较弱的会稽贺邵处死;陆凯生前,孙皓不敢动他,在他死后,孙皓将他家属流放建安。
江东大族对孙皓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由支持到最后离心的转变过程。孙皓初立时,无疑得到过江东大族的支持,但随着孙皓昏庸残暴本来面目的露现,江东大族的代表人物如陆抗、陆凯、贺邵等人也不断地递上一份份措词日趋激烈的上奏,陆凯更是抗颜直斥孙皓二十事,这在蜀、晋两国都是无法想象的。当一切努力均告白费,反遭孙皓的猜疑时,江东大族终于失望地和孙吴政权分道扬镳。
纵观西晋的整个灭吴战争,晋军没有遇到过一次坚决的抵抗,王濬自蜀伐吴,一路上“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最后长驱直入金陵城。孙皓自己也说,“得陶睿表云武昌以西,并复不守。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用,兵将背战耳”。江东大姓支持孙氏兄弟,是战乱之际为自己切身利益寻求的一种保护,随着孙权去世,继承人弱暗无能,孙氏政权已无力给大姓以庇护,所以不仅是江东大姓,包括南渡大姓在内都要另择明主,对南下的晋军毫无抵抗之力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事实上,令江东大族最终心寒的不是孙吴政权对他们的打击和抑制,而是末帝孙皓的昏庸残暴。对给了他们财富、地位的孙吴政权和英明之主孙权,江东大族仍是念兹在兹、无时或忘的。陆机在《辨亡论》中回答吴国何以灭亡时,不同意吴蜀唇齿相依,“蜀灭则吴亡”的说法,指出吴国“四州之地”,所谓“用之者失也”,就是把亡国原因归于孙皓的委婉说法。在陆机看来,如果不是因为孙皓的昏庸残虐,孙氏政权和江东大族的合作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孙吴国家当然可以赖以存焉,江东大族也可以继续享有荣华富贵,陆机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吴人心态的典型。正因为如此,名传千古的《辨亡论》中才会蕴含着深切的故国之情、亡国之痛,对曾经抑制和打击过他们的孙权,拳拳缅怀之情也溢于词语之间。
综上所述,江东大族在孙吴基层社会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是孙吴统治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当然不能低估。但从孙吴独霸江东,并进而与魏、蜀争霸的角度来看,江东大族的日渐强大会对孙吴国家构成一种威胁。立国之初,为取得各种社会势力的扶持和平衡及尽量扩大社会基础,孙吴君王可以分出相当部分的权力与大姓分享,但随着基础的稳固,孙吴君王就逐渐无法容许大姓对自己皇权的分割了。由此可以认为,孙吴政权与江东大姓的关系实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
第六章 “八王”其实可以很和谐
说到结束三国战乱时代,一统南北,且缔造了繁华的“太康之治”的西晋王朝,后人的反应,恐怕首先都是一声叹息。这么一个曾经强大、繁荣的王朝,居然在统一中国仅仅37年后,说完蛋就完蛋了。
当然,西晋不是随随便便就完蛋的,西晋的统一只有短短37年,在这仅有的37年时间里,其中16年,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八王之乱。这场几乎卷入当时西晋所有拥有军队的诸侯王的战乱,使国家元气大伤,人口大量减少,内迁的匈奴、羯族、鲜卑等政权也纷纷起事,反对西晋的统治。结果就是短暂统一的西晋,国家分崩离析,西晋王朝灭亡,东晋王朝南迁江南地区,中国的经济重心也随之南移。原本经济发达的中国北方,则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战乱之中。《三国演义》中津津乐道的“三国归一”,就此成为泡影。说到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乱,历史学界公认的看法,就是起于“八王之乱”。
所以,西晋灭亡的剧本,也就很简单了。自己人打来打去,最后成全了外人,把国家都差点打没了。那么,为什么贵为西晋宗室的司马家贵族,会争相介入到这场战乱之中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在这场战乱的整个过程里,是否有避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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