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第36章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有什么人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了解,听讲“文化大革命”,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化大革命”,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洪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记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类人,既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想起了他们的历史和现状。在封建社会里,士列在士农工商之首。一向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样的知识分子,我没有见到过。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我是见到过的。不说别的,专就当时的大学教授而言,薪俸优厚,社会地位高。他们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必然的。他们一般都颇为神气,所谓“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情况大大改变。国民党统治已到末日,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教授实际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还是披着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的。
刚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样,兴奋异常,觉得自己真是站起来了,自己获得了新生了。我们高兴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们觉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红艳似玫瑰,光辉如太阳。
但是,好景不长。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在“中盆”里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觉得身轻体健,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头。可是后面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好像是有点喘不过气来。批判武训,批《〈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胡适,再加上肃反等等,马不停蹄,应接不暇。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间,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我顺便说一句,当时还没有发明“喷气式”,批判会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好看”—,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里却逐渐升起了一片疑云:为什么人们的所作所为同在那前后发表的几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显得极不合拍呢?即使是这样,我对那一句最有名的话:是阳谋,不是阴谋,并没有产生怀疑。
反右以后,仍然是马不停蹄,一个劲地搞运动,什么“拔白旗”等等。庐山会议以后,极左思想已经达到了顶点,却偏偏要来一个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识分子一样,尽管天天饿肠辘辘,连半点不满意的想法都没有,更不用说说怪话了。连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谁能说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呢?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后连原新北大公社的东语系一个教员都告诉我说,我本来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的。但是,我偏偏发了牛劲,自己跳了出来,终于得到了报应:被抄家,被打,被骂,被批斗,被关进了牛棚,差一点连命都赔上。我当时确曾自怨自艾过。但是现在我却有了另一个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可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渐感到其中有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折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身上毛病不少,缺点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里呢?我当时认识不高,思考问题肤浅片面。我没有责怪任何人,连对发动这一场“革命”的人也毫无责怪之意。我只是一个劲地深挖自己的灵魂。用现在间或用的一个词儿来说,就是“原罪感”。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个词儿,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而已。
别的老知识分子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它表现在我身上却是很具体的。解放前,我认为一切政治都是肮脏的,决心不介入。我并不了解共产党,只是觉得国民党有点糟糕,非垮台不行。解放以后,我上面说到我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收获,其中心就是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肮脏的,共产党就不是。同时又觉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我自己却躲在万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业。我认为自己那一点“学问”,那一点知识,是非常可耻的,如果还算得上“学问”和知识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称自己为“摘桃派”,坐享胜利的果实。
那么,怎么办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发生一次抗日战争,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表现一下。我一定能奋力参战,连牺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我读了很多描绘抗日战争或革命战争的小说,对其中那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不怕牺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我自己发誓向他们学习。这些当然都是幻想,即使难免有点幼稚可笑,然而却是真诚的。这能够表现出我当时的精神状态。
谈到对领袖的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这位“领袖”,九·一八事件后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见过,他满口谎言,欺骗了我们。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他的诗句:“看花难近最高楼”,可以为证。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回国以后,仅仅隔了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相同,我们那种兴奋、愉快,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当时每年要举行两次游行庆祝,五一和十一,地点都在天安门。每次都是凌晨即起,从沙滩整队步行到东单一带的小胡同里等候,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十点整,大会开始。我们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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