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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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面简短地但是真诚地讲了我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一滴水中可以见大海,一粒沙中可以见宇宙。别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同我差不多,至少是大同而小异。这充分证明了,中国老知识分子,年轻的更不必说了,是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爱国主义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在梦觉方面智商是相当低的。一直到了十年浩劫,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拥护这一场浩劫的。西谚说:“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在这期间,我接触到派到学校来“支左”的解放军和工人。原来这都是我膜拜的对象。“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深信不疑,奉行唯谨。可是现在一经接触,逐渐发现他们中有的人政策观念奇低,而且作风霸道,个别的人甚至违法乱纪。我头上仿佛泼上了一盆凉水,顿时清醒过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我是明白的。可是这样的作风竟然发生在我素所崇拜的人身上,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们唯物主义者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花言巧语,文过饰非,是绝对不可取的。尽管我们知识分子身上毛病极多,同别人对比一下,难道我真就算是“臭老九”吗?
我在上面啰哩啰嗦讲了一大篇,无非想说,“文化大革命”整知识分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怎样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对广大的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过去。再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说了出来。可是我要问:有这种想法的难道就只有我季羡林一人吗?
这就联系到我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受害者舒愤懑了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回顾过去谈起。解放初期我和其他老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经写了一点,现在再补充一下,补充的主要是从海外归来的游子。远居海外的华侨,亲身感受到解放前后自己处境的剧烈变化。他们深知这一切都与祖国的解放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向爱国的华侨,现在爱国热情蓬勃激荡,为前此所未有。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他们同国内的知识分子一样,看一切都是红艳如玫瑰,光辉似太阳。愿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此外,一些在国外工作和讲学的中国学人,也纷纷放弃了海外一切优厚的生活和研究条件,万里归来,其中就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沉的老舍先生。他们各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认为祖国前程似锦,自己的前途也布满了玫瑰花朵。
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主要借口。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对比何等地鲜明!我亲眼目睹的这种情况可谓多矣。这对我们祖国有多么大的危害,脑筋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会知道的。被迫出国的人,哪一个不是满腔悲愤,再加上满腔离愁,哪一个儿女愿意离开自己的父母!然而他们离开了。
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
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由于每个人都不同的原因,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是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我们不是十分强调安定团结吗?我十分拥护这个提法。没有安定团结,我们的经济很难搞上去,我们的政治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团结。在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还有一肚子气的情况下,真正的安定团结恐怕还难以圆满。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尽管许多知识分子的愤懑未舒,物质待遇还只能说是非常菲薄,有时难免说些怪话;但是他们的爱国之心未减,“不用扬鞭自奋蹄”。说这样的人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完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却听说有人听了很不舒服。我最近还听说,有一位颇为著名的人物,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说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是帝国主义皮上的毛。这话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但是,可能性并非没有。说这种话的人,还有一点是非之心吗?还有一点“良知”吗?我深深感到忧虑。
如果这样的人再当政,知识分子无噍类矣。
我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
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如果把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其中当然包括知识分子,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猗欤休哉!
我们既不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真话总比谎话强。其中有恶意的,怀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把一池清水搅混。虽然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毕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从?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为止。
我要啰嗦的也啰嗦完了。
。。
牛棚杂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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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本书写了一本草稿。到了今年春天,我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它抄出来。到今年六月三日,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抄成定稿。草稿与定稿之间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
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我只能说谎了。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
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不提姓名,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前两种目的是为当事人讳,后一种只有一两个人,我认为这种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危害极大,全名提出,让他永垂不朽,以警来者。
无论对哪一种人我都没有进行报复,事实俱在,此心可质天日!“文化大革命”后,我恢复了系主任,后来又“升了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也“飞黄腾达”过。我并不缺少报复的能力。
我只希望被我有形无形提到的人对我加以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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