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小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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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卜尔加塔》(vulgata)在西班牙语里的原意是拉丁文《圣经》,为天主教所承认的惟一文本,译于公元四世纪——译注。
其中一位签名者是斯凯勒·杰克逊,美国诗人、《时代》杂志的文学评论家。斯凯勒,一位头脑倾向盲信的人(他在八年间追随一个亚美尼亚的宗教导师),是一个与劳拉相似的人物。他的朋友们把他视为天才,但他处于社会的边缘,靠当农场主与他的妻子基蒂和四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互不相识的斯凯勒和劳拉开始了一种通信关系,老步骤重新展开。1939年劳拉决定与格雷夫斯及两个朋友搬到美国。他们去斯凯勒的农场生活,劳拉与他在一间房子里关了两天。出来时她宣布:“斯凯勒和我做爱了。”贞洁阶段宣告结束。
汤姆·马修斯叙述,环境逐步又染上噩梦的骇人沉重。气氛渐渐变得白热化。一天下午,斯凯勒的妻子基蒂发作了。她把头靠在桌布上,哭了起来;然后带着孩子们来到田间,企图掐死十二岁的大女儿。她被穿上拘束衣带走。劳拉宣布她是个巫婆,强迫所有人在一个净化仪式上把基蒂的个人物品烧毁。孩子们也被告知他们的母亲中邪了,她在举行黑魔法的可怕仪式。劳拉的恶毒达到最为恐怖的水平正是在这一时刻——她毁了可怜的基蒂(她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长期经受电休克疗法)。她折磨基蒂的那些孩子。格雷夫斯的孩子过去也受到她残忍的忽视和虐待。
那是终结的开始。赖丁在斯凯勒身上找到了她的鞋楦,一个像她那样盛气凌人和精神失常的人。斯凯勒强迫劳拉与她所有的朋友断绝关系,包括格雷夫斯。格雷夫斯之后与一位理智的姑娘结婚,回到理性人的世界。赖丁和斯凯勒也结婚了;三十年间他们离群索居,生活悲惨(他死于1968年,她死于1991年),两个人埋头编撰的那部永无穷尽也不可能穷尽的著名字典,自然永远也没完成。劳拉为斯凯勒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从此再也没有写过一首诗:他毁了她(她也毁了他)。
与赖丁分手七年后,格雷夫斯出版了《白色女神》,一篇以劳拉为灵感的内容丰富和优美的神话散文。1960年他仍深受自己回忆的影响,于是给作品增加了一个后记:“任何诗人都是通过他与一个女神附身到一定程度的女人的经历来获取灵感。”这位伟大作家把她定义为一个女神的化身,无疑对劳拉来说是一个胜利,但对我来说,劳拉代表的不是神性,而是深刻的人性。她是本质的恶,是阴暗的灵魂。
参考书目
○里查德·格雷夫斯:《罗伯特·格雷夫斯》,艾达萨出版社。
○罗伯特·格雷夫斯:《白色女神》(第一、二卷),阿利安萨出版社。
○黛博拉·贝克:《极端主义的劳拉·赖丁生平》,格罗夫出版社(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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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1) 乔治·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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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称乔治·桑为〃贝里的母狮〃,当然乔治·桑符合那种大猫的模式:她是一种畜力,一个强大和不驯服的生灵。年轻时她被视为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尤其是因为她奇特的眼睛,像一个坏念头那样乌黑,那双大眼睛好似淹没了她整个脸庞的幽湖(肖邦说〃她炽热的目光把我的心放飞〃);但她最大的魅力在于另一种美:她的正直,她的智慧,她慷慨的激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品质变得愈发明显,因而乔治·桑/奥洛尔·迪潘越老,她的吸引力越大,也赢得了越来越深厚的友谊,像古斯塔夫·福楼拜和小仲马的友谊。桑的确甚至千方百计保持肉体的诱惑力,例如她在六十岁时,与一位比她小二十二岁的画家、英俊的乔治·马查尔,分享了一段强烈的性关系。她一直是个极其自由的女人。
那种内心完全的自由无疑来自她的勇气和智慧,但能够做到这点也幸亏她正好生活在一个适合变化和进步决裂的历史时刻(像一百年后波伏瓦可以是波伏瓦,而仅仅半个世纪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则不可以):浪漫主义时期。〃文学、艺术、工业、贸易和意识的自由。这是时代的标记〃,维克多·雨果的话定义了这场运动的精神。雪莱1814年出版了关于生活的散文,要求爱情的自由。虽然几年后世俗常规重新获胜,但那时与旧准则斗争,或更确切地说,与一切准则进行斗争,因为当浪漫主义者就是处于永恒的进化、永恒的追寻、永恒的学习中,因此旅行和旅行者的形象是浪漫主义的象征。乔治·桑生于1804年,她如此现代和大胆的生活自然引起丑闻和排斥。但面对社会主体的谴责,她总是拥有她同伴的支持:艺术家,知识分子和进步读者。她并不孤单,她能在他人目光里得到承认,这一点划定了边缘化和一体化之间、镇定与疯狂之间的分界线。于是,乔治·桑得以在她的同仁中称王,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被人理解的怪物。
桑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奇特,包括她的出身。从父系来说她出身于一支高贵的私生子族系后裔:她的曾祖父是一个公爵,波兰国王弗雷德里克·奥古斯托的私生子,但被承认了身份。但是桑的母亲来自民间:她在士兵营里当过妓女。正是操此业时她认识了乔治的中尉父亲。他们相爱了,在桑出生前二十天他们结了婚。她三十一岁,他二十六岁。青年军人的贵族家庭对这桩婚礼感到气愤。
五年后,父亲从一匹马上掉下来,摔断了脖子。迪潘祖母想留下奥洛尔(这是桑的原名),她答应如果儿媳离开,把女孩留给她,就付给媳妇一笔赡养费。奥洛尔哀求母亲不要卖了她,但那女人接受了协议,去了巴黎。乔治留在诺昂, 留在祖母在法国贝里地区拥有的一座漂亮的祖居,梦想着母亲有一天会回来把她带走。可母亲从未这么做。
奥洛尔在诺昂未加驯服地成长,阅读图书馆里的所有书籍,穿男孩的服装以便能在附近长时间骑马,从少年时起就创作情感小故事。十七岁时祖母去世,她继承了庄园;她觉得自己长大了,想自由,但那时母亲却坚持要照管她,可能因为现在她是一个相对富有的女儿。在桑的一生中,尽管她很不愿意,但还是常常被卷入肮脏的经济官司中。也许正因如此,产生了反作用,她一直很不看重金钱:她自己是一个十分俭朴的女人,靠一点点钱就能生活,但对他人却无限慷慨——支付她的孩子、她的情人、她过去情人的费用;资助她的朋友、她的政治斗争的伙伴(她是共和国、无产阶级和法国十九世纪各种革命的热情支持者)及所有向她求助的人。尽管如此,或正因此,她的经济相当脆弱。诺昂的开销比收入多,可怜的乔治·桑曾经历过真正艰难的时期,不得不毕生都在匆匆写作(她的全部作品共有一百零五卷)。
为了能够摆脱母亲的监管,奥洛尔十八岁时与卡西米尔·杜德望、一个一文不名的青年男爵结婚,并很快与他生了一个儿子——她心爱的莫里斯。卡西米尔不是一个坏人,但是冷漠、乏味透顶。他整天打猎,酗酒,根本不理解他的妻子,甚至有一天当众扇了她耳光:虽然那是轻微地,但受到侮辱的痛苦是一样的。奥洛尔苦恼,晕厥,觉得自己要死了,她想自杀。她那被动的、不美满的婚姻生活没有意义和实质。〃如果不是为了儿子,〃她写道,她〃已经自杀了〃。很多年里,忧郁症的危机缠绕着乔治·桑,那是一种时髦病——强烈忧伤的袭击,自杀的冲动。
在乔治·桑奄奄一息的抽搐中出现了奥雷利安,一个年轻法官。他们很快相爱了,但奥洛尔不想背叛自己的丈夫,她把关系维持在柏拉图的领域里:许多热烈的话语,许多绝望的牵手,大量浪漫的眼泪。一天卡西米尔突然走进客厅,撞见奥雷利安跪着哭泣。乔治发誓自己是清白的:〃既然您相信您眼睛看到的东西,而不相信我对您所说的,我完全明白您不爱我了。〃她怀着被伤害的尊严对丈夫说。她这样说有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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