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玻璃的男孩》第26章

没晒过太阳，音乐课一堂也没上，一百公尺跑两分钟，当值日生时抬不动便当。
我在干什么呢？我每天请公假，关在阴暗的社团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花了一千块在中央图书馆影印资料，只为了准备别人已经辩过一万次的堕胎合法化。是啊，我们都看了《洛城法网》，所以在辩论台上头头是道，最后打败女校，说服裁判受精卵也是生命，没有人有权杀生。但辩论台下我们都是白痴，根本搞不清受精卵怎么形成，没牵过女生，都还没有正式变成男人。
经过这些年的求学和工作，我慢慢发现：很多知识的追求都是惘然的。知识，有时是最廉价、最无用的工具。所谓知识分子，有时是最虚伪、最狠毒的族群。于是我开始珍惜生活中简单的乐趣：打一场球、流一身汗、空心进篮、被旁观的女生喜欢。唱一首歌、有人来和、吃钱柜的水饺、喝一口冰可乐。你说我肤浅，我高中时会跟你决斗，现在会感到光荣。身体的快乐也许短暂，但是不会骗人的。不管我们的学历多高，欲望其实和大家一样平凡。受过了生活的挫折，你会知道惟一能对你好的是你自己，惟一能对自己好的方式是照顾你的身体。照顾身体的方法不是读《史记》，而是换上你的Nike，如果你更厉害，是脱下她的内衣。
最后一个不同的选择，是我要爱坏女孩。
我和我的同侪，如今最后悔的都是我们太乖。当我讲“我的同侪”，并不是指我的同学或朋友，而是所有在八十年代按步就班成长的人。我们通过传统的联考制度，大学毕业后忙着补托福，在美国拿到学位后留下来找出路，如今回到台湾觉得本地电视节目都很低俗。我们，选择了一条中产阶级的路、效忠了最中产阶级的价值、如今在社会上占着最中产阶级的位置。很多人现在结了婚，生活中最大的烦恼是如何继续用父母的名义留住菲佣。我虽然单身，最大的爱情冒险也只是星期二晚上在家看《欲望城市》。我们不轻易辞职、没勇气自己开公司、车祸理论时不会拿出刀子、外遇后通常花钱了事。
等一下，我不要骗你，我虽然语气中略带自怜，但我不会改变，我的同侪也不会改变。虽然我们知道很多人迷《飞龙在天》，但我们还是会继续看Discovery探讨细胞突变。过两年我结婚，对象大概不会来自风尘。我猜想她可能在企管顾问公司做consultant，身旁躺过小熊维尼，但没躺过活生生的男人。
那我为什么说要爱坏女孩？
因为我知道我最后终将走回主流之路，所以希望过程中曾有几次失足。我想要亲身体验，这世界的人并不都像我父母一样，这世界的地方不都像台大操场，这世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都是理性辩论，有人在黑暗的角落吃药打针。我希望我在高中时曾认识一个“坏”女孩，她敢留刘海，书包里一包MarlboroLight。衬衫不往裙子里塞，模拟考排名都八九百。礼拜一下午两点带我跷课，胸前三个扣子全部打开。带我回到她租的宿舍，换裙子时问我要不要进来。我多么希望她早一点告诉我性是怎么一回事，让我早十年把胸中憋的那口气排掉。告诉我身体可以如此快乐，快乐时会闪到腰。
嘿，我不是在写日本A片的剧本，或是表达中年男子性爱不足的悔恨。我比谁都知道，倘若我当年真的认识了坏女孩，最后的结局是我在嘴里放把手枪。今天我写的小说，可能讲的是一个人早上起来突然变成蟑螂。我比谁都知道，她三个扣子打开，可能露出另一个男人的齿痕。我进入她的宿舍房间，她会嘲笑我的尺寸。她当然会给我性爱，那种性爱甚至会被自作多情的我诠释成一种关怀。但她也会给我痛苦、羞辱、背叛，最后让我割腕。但因为她，我会提早认识人生。因为她，后来的我会分得清旅途上谁是过客、谁是真正爱我的人。
十七岁受伤，你两个礼拜恢复，午餐又吃得下三大碗。三十四岁受伤，你会在跟客户做presentation时突然哭，只因为她戴了跟你前女友类似的耳环。早一点长大是好的，人生苦短，没时间拿来梦幻。
八十年代已经过去。在二十一世纪，一切显得更快更轻。决定在一起的那天，没有人会特别写日记。分手的时候，不会有人去跳浊水溪。一夜情之后，是女方开始不接手机。乱七八糟的party，是由一对情侣主动发起。现在没有人溜冰，没有人在倒数北一女的校庆，大家都喜欢周杰伦的R＆B，没有人记得罗大佑的巅峰时期。最近我重回南海路，在路上我问我的学弟说：“那个北一女的很正吧？”他看看我，嫌弃地说：
“拜托喔，Youarebarkingupthewrongtree。”
嘿，至少他将来没有悔恨。
我不是木村拓哉
我和日本有三次的缘分。一九六七年，我刚出生，因为爸爸在日本工作，我们全家在东京的惠比寿住了几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一直在日本住下去，今天的我会是怎样？有没有机会成为SMAP中的木村拓哉或香取慎吾？还是沦落到无家可归，夜里在新宿车站打地铺？
一九九五年，我在纽约工作，公司要把我调到东京，不会讲日文的我抵死不从。后来发现日本分公司的地址和他们帮我安排的住处都在六本木，我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去后两个月，美国老板问我东京如何，我在email中说，“这里公共厕所中的马桶，跟表参道上走过的美女的皮肤，一样洁白！”
我那研究债券的老板并没有回信，之后也没再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想他可能同情我在异国遭遇的工作压力，或是提前到来的中年危机。把马桶和美女联想在一起，毕竟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半年后，他把我调回纽约。我和表参道上的美女告别，她送我一个像小拇指一样大的东西，叫“SoftGrip”。“‘柔软地抓住’？”我用蹩脚的日文问：“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套在笔上面的，”她用流利的英文回答，“我知道你喜欢写作，一定会用到这个。把这个海绵套套在笔的前端，你拿笔时，中指就不会被压痛。”当时我立刻拆开来试用，果然写起字来很舒服。
她的小礼物柔软地抓住我的手指。她的心意柔软地抓住我的心。
后来我就没去过日本。一九九九年，我回到台湾，日剧正如火如荼地蔓延。虽然大家说我写的爱情小说有日剧的风格，但我惟一看过的日剧是《美丽人生》。那时我在追一个女生，她喜欢木村拓哉，所以我就买了《美丽人生》的DVD，陪她一起看。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和想追的女生一起看比你帅的男人，只会让她不断地对你扣分。“你知道，木村拓哉已经结婚了！”我提醒她。“那又怎么样？他还是日本女性和我票选出的最性感的男人！”后来我们分手了。她把我送的东西全数退还，包括我的书。但她留下了《美丽人生》的DVD，和对工藤静香的嫉妒。
所以我一直很排斥去日本，直到今年七月。在我告别六本木七年之后，我回到东京。
第三次再见，我的感觉是：这个国家提供了一切生活中可能需要或不需要的舒适和便利。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多此一举。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有人，或是一种产品打点。这里，你不需要很有钱，也可以感觉被宠爱、被照顾。在这个极度产业化的社会，你很少感到低俗，但也因此少了生命的温度。
就拿我和日本结缘的马桶来说。在饭店，我见识到二十世纪的超级马桶。马桶上有各种按钮和灯光，就像高级轿车的仪表板。我坐上去之前犹豫再三，生怕会触电。向上冲水这种功能不在话下，有一个钮一按，“马桶盖”会变成温热的。什么样的社会和思维，会觉得马桶盖必须在某些时刻是温热的？
当然，超级马桶可能仅限于饭店，但就算在一般的公共场所，上洗手间也像上美容院，出来后你感觉像刚刚得到加冕。在东京湾旁新开发的购物中心“台场”的厕所里，洗手台上的肥皂管一压，挤出来的竟是像整发摩丝一样的肥皂泡。这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发明？不是！但挤出一坨摩丝，鼻子一下就闻到香味，手心立刻感到温暖，洗手也就突然变得好玩。打开水龙头，水源源不断。不需要用力压两下，只流出两滴水来。这样的慷慨，自然让人觉得愉快。手洗完了，怎么弄干？不是用会丢得满地的纸巾，不是用喷风猛烈的烘干机，而是用“烤”的。手放进烤箱槽中，暖空气温柔地把你的手烤干，你有一种别人帮你修指甲的快感。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