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39章

最早写白话诗的人被激进时代塑造成了“反对白话文”的守旧“小丑”，这个事实是令人吃惊的。
林纾在新文化运动中与新派人物的分歧，其实不在于要文言还是要白话，而是在要白话的同时还要不要文言——他愿意要白话，可新文化阵营却坚决不要文言。
林纾实在想不通，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为什么一定要把文言斩尽杀绝？难道新文学的兴起，就意味着传统文学一文不值？
在新派人物把文言文讨伐得体无完肤的咄咄逼人姿态前，林纾愤怒了，他本能地捍卫起自己钻研一生、从中得到无尽滋养和享受的文言文。同时，他不是普通的受过传统濡染的文人，他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大家，古文造诣是他的生命价值所在，对古文的全面否定就是对他整个生命价值的全面否定，从个人自尊和安身立命的根基来说，他也容不得文言被弃之如敝履！
说到底，不反对白话文、并身体力行写过白话诗的林纾挺身而出做了传统文化的代表，站到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其实就是被新派人物激进的态度逼到对立面上去的！
林纾没有意识到，全面否定文言文只是新派人物的一种策略：矫枉必须过正。传统文化绵延太久，根基太深，要予以革新，就必须把它的弊病强调到极端，让人触目惊心，这样才能为新文学的发展扫清道路。
激进派的观点和态度，推动了白话文兴起的时代大潮，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可是，对传统文学的评价，“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样的言论何尝又公允？这不是人身攻击辱骂是什么？跟《荆生》、《妖梦》有什么区别？林纾为自己骂人道歉，可新文化阵营里有谁为骂人“妖孽”、“谬种”道歉过？
悲剧人物林纾，以他一生的才学和品行，实在不该要么是不懂外文却成了大翻译家的“传奇”，要么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
全面胜利的新文化阵营在那个激进时代逐渐过去后，对自己的思想观点开始理性的反思，对传统阵营立场、观念中值得重视的部分也开始了认真的研究。而对林纾这个具体的人，在1924年10月9日林纾逝世后，他当年的敌人们一一表露了在心里对他的尊敬。
郑振铎在林纾逝世一月之后，便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文《林琴南先生》，他不仅从人格上称赞林纾是“热烈的爱国者”、“一个很清介的人”，而且对林纾的白话诗《闽中新乐府》、林的小说创作和翻译均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郑振铎此举明显地是想矫正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对林纾的“不很公允”的批评。
1925年3月，刘半农在《语丝》上发表《自巴黎致启明的信》，信中提及林纾，说“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了”。
新文化运动的“带头大哥”胡适，于1926年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中说：“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遗憾的是，这些尊敬和赞美来得太晚、太无力了。他们认识到林纾在历史上的形象和评价是不公正的，但林纾已被他们的“策略”和时代的激进塑造成了“小丑”，牢牢刻在人们的印象中，再想改动这一页，该有多么困难。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多少人寄予深挚期望的“汗青”，本身竟如此暧昧不清。
对爱因斯坦和对冯省三：蔡元培的厚道与不厚道（1）
要问谁是对民国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人，我想应该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如果说孙中山是民国之父，那蔡元培就是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1917年到1923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把这座高校办成了“包罗百家，囊括大典”、拥有全国最前沿智慧、集中全国最精华学生、对整个国家都起了巨大引领作用的中国第一学府。＇奇。书＇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四运动这两件永彪民族史册的大事，都策源于北大，以北大为主力，这是中外大学罕有的骄傲。
蔡元培之所以能在办学上有如此作为，首先是因为在那个新旧交替之际，他的“资格”无人能取代：文化上，他是前清进士、翰林、编修，又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研修哲学、心理学、美术史；文化遗老服气他，青年新锐也拥戴他。政治上，他是反清光复会的元老，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不管用什么来要求，他都是无可挑剔的。
蔡元培积累下这样的完美资历，仿佛就是为执掌北大而准备；民国创立后基本荒芜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就等这样一个人来开拓。不可质疑的资历，加上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开阔的胸怀，他让大学精神一度照亮了整个民族，也成就了北大足以吃到今天的丰厚老本。
其实蔡元培的业绩不只是办好了一个北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担任教育总长。那个教育部连他自己在内只有三个人：总长，次长和一个秘书；而且堂堂教育部连办公室都没有，借了别的部的两间房屋办公。但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下，蔡元培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和政策，迅速把中国的教育从近代推向现代。延续到今天的，别的不说，只说最常见的一个名称——学校，就是蔡元培1912年下令废除“学堂”称呼，以“学校”代之的。
这位杰出的教育家获得了广泛的尊敬。民国人物评价上，海峡两岸都没有分歧、一致肯定的人，好像只有两个，一个孙中山，一个就是他蔡元培。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而且在今天，有出身北大的著名“愤怒青年”频频弑父审母，但在“铁屋中的呐喊”里只要一提起昔日蔡校长，立马换了五体投地、恨不当年受教的情状。
蔡元培获得各集团、各阶层、各时代如此令人高山仰止的评价，我们在崇敬之余，也许会偶尔想到：他更多的不是做为学者，而是做为领导者、管理者而流芳。学者只面对知识、观念、精神世界，爱惜好自己的羽毛，保持一个道德完美的形象，虽然困难，但未必肯定不能；而领导者、管理者天天和现实人事打交道，在复杂的社会和污浊的权利场中周旋，经手那么多的事，真的能够做到“万世师表”而无可指摘吗？
从对待爱因斯坦和对待冯省三两件事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博学、崇高人物在社会现实前不能免俗、让需要偶像者心情复杂的一面。
1922年11月中旬，爱因斯坦去日本访问，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就在到达上海的那一天，11月13日，他收到荣获该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
第二天，11月14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安斯坦（即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文告宣布：经多次联系，爱因斯坦将于新年初来北大讲学！师生闻讯，顿时一片欢腾。
那时中国的自然科学极其落后，北大师生盼望能有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来校讲学；而谁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多数人还不甚了了。1920至1921年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北京大学做哲学专题讲演，罗素在这期间反复说：“要论现代最伟大的人物，那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将爱因斯坦与列宁相提并论，这个振聋发聩的讲座使中国知识界“从罗素来讲演后，从此无人不知相对论”。爱因斯坦成为中国学界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名字。
在1920年，蔡元培就与爱因斯坦接触。当时在德国访问的教育部原次长致电蔡元培，说爱因斯坦有意来中国讲学，北大能接待否？蔡元培立即回电表示欢迎。但后来因爱因斯坦“一时不能离德”而未能成行。
蔡元培1921年3月到欧美考察，临行对学生说，他此次一定要请欧美的名教授来北大任教或讲学。邀请名单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
到德国后，蔡元培携夏浮筠和林宰平专程面见爱因斯坦，表达邀请诚意。爱因斯坦回答说非常愿意访华，但他目前要去美国，为犹太大学筹款；回来途中又要到英国和荷兰作短期讲学，而且他当时担任着物理研究所所长，不便长期离开德国，赴北大讲学事宜希望“期以它日”。
在这次谈话中，爱因斯坦还询问了到北大讲课用什么语言的问题，蔡元培当即答道：用德语即可，夏浮筠就可以翻译。
一年以后，爱因斯坦方面有了消息。这年3月，民国驻德公使致电蔡元培：“日本政府拟请Einstein（爱因斯坦）博士于秋间往东讲演，该博士愿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