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47章


梅贻琦主张通才教育,反对重实用、轻文理的办学思想;他认为,教给学生所谓“一艺之长”,其实是在培养匠人,与大学宗旨不符。
西南联合大学的制度以学分制为主体,具体是“选修课”制和“共同必修课”制。学生四年(或五年)必须修满一百三十二个以上学分、相当于四十门课方可毕业;大一横贯文理的必修课一般为八门(国文和中国通史所有院系都必修),达四十个学分之多;三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要留级,二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则勒令退学。
联大八年中,共开出了一千六百多门课,如涓涓乳汁,哺育了一代优秀青年。
有名师的精心教导,有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青年才俊们十分珍惜这战乱中万分难得的优良条件,他们刻苦勤奋,在这里迅速成长起来。
时任联大物理系教授的吴大猷这样回忆当时的联大学生、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做家里的任何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做问题的步骤,很容易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
西南联大的精神,除了战时办学必有的“艰苦奋斗”之外,就是“大学独立”。联大的高层和教授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证办学条件,而不应干涉校政。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由教育部安排应设课程、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联大对此不以为然,推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执笔抗辩。抗辩函说,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如果什么都由教育部规定,那么“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而且,如果大学内部事务、甚至课程的设置都要听命教育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
抗辩函最后说:“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西南联大不但抵制了国民政府对内部事务的干涉,而且在1942年把大一新生必修的“三民主义”课改为若干专题,不做考试,不计学分。
1940年10月,教育部又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要重新“审查”大学教师的“资格”。这一文件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上激起公愤,全体教授拒填“审查”表格,导致被扣当年的学术津贴。
为了加强对高校的控制,国民党当局规定,凡担任院长者都必须加入国民党。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教授听到消息,沉下脸来脱口而出:“扯淡,我就不入。”
在这批充满自由思想和独立意识的知识精英的全力呵护下,西南联合大学不仅是战火中的宁静港湾,也是民国末年污浊社会中的绿洲。
一批批学子穿越千山万水,来到西南联大求学。那时的学习条件和生活环境极艰苦,1938年到1944年间在西南联大读了大学和研究生的杨振宁后来回忆道:“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除老师之外,学校最重要的学习资源是图书馆,可联大低矮昏暗的土坯房图书馆只能容纳一百多人,天天要占座,稍微去晚,连站着读书都不可能。
在此条件下,许多学生拿着书本跑到校园附近街道上的茶馆里,花上一毛钱叫一壶茶,就在茶馆里读书、讨论一整天。很多联大学子的回忆里都深情地提到青云街上的茶馆。
联大并不提倡勤工俭学,但清贫的学生们都在寻找赚取生活费的机会,大批的学生在昆明城郊的中学兼课,或者为商店、机关当文书,甚至擦鞋、卖报。昆明的几十所公私中学本来师资不足,此时正好大用价廉物美的联大学生,有些联大学生索性合伙办起了学校。
杨振宁也是兼课大军的一员,他兼课的学校就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中。在他任教的班上,有一个女生叫杜致礼,是国民党重要将领杜聿明的女儿。这位杜致礼同学后来就成了杨振宁的夫人。
教授的生活在联大中期开始也走向贫困。本来,民国时期教授的生活待遇极好,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任教时,月薪达四百多元,而当时一个包吃住的保姆月薪才几块钱。在青岛大学一次学潮中,闻一多认为学生无理,主张严厉处分,激起学生的围攻;学生贴出丑化他的漫画不说,还编了歌谣挖苦他讲课时习惯发出的“呵,呵”声,拿的就是他的薪水说事:“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节课五十分钟,经得起你呵几呵?”
抗战中财政困难,教授待遇开始下降。1941年起,随着入滇难民和军政机构的剧增,以及日军空袭中商品流通的阻滞,通货膨胀席卷了后方;到1942年,教授一月薪水的实际购买力只相当于战前的八元三角,竟降低了百分之九十八!
国难之中,聚居龙头村的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等教授“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加一汤而已”。就是事实上的校长梅贻琦,也在集体食堂搭伙,“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就很满足”。为节约费用,年过半百的他外出尽量不用车,经常步行一二十公里。
各教授放下架子,纷纷自救。闻一多为得到一套宽敞的住房和每月一百斤的大米,也到中学兼课;由于他精于篆刻,还开出价码为人治印,深夜的油灯下,他往往还在为人刻印。连梅贻琦的夫人也联合潘光旦等教授的夫人长期制作蛋糕,命名为“定胜糕”,由梅夫人提了送到冠生园寄售。
物质条件的艰苦没有侵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要给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补助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学院院长、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系主任一齐宣布国难之时,生活尚可,对此补助不便享受,把送上门的钱拒了回去。
贫困倒不算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日军的空袭。1938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空袭昆明;1940年和1941年,空袭最为频繁;到1943年,在陈纳德率领的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打击下,才终于消歇。这期间,“跑警报”成为联大师生的“必修课”。
往往正上着课,凄厉的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师生就互相照应着立即向联大后门的山上跑去,等到警报解除,再回教室继续上课;如果警报时间长,一些老师索性就在山间安排学生席地而坐,讲完课程。在这频繁的跑警报中,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搞丢了他呕心沥血写就的《知识论》手稿,只得从头把这部六七十万字的巨著再写一遍。
日机直接轰炸到联大校园有两次,分别是1940年10月13日和1941年8月14日,前一次炸毁了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后一次损失更惨重,宿舍、饭厅、教室、图书馆都给炸得千疮百孔。遭受严重的轰炸威胁一度使再次迁校提上日程,但因劳动太大而未实施。
在猛烈轰炸中,联大把师生住所疏散到郊区,这给教学和生活带来了很大不便。周培源的住处被安排在离城四十里外,为了进城按时上课,他竟自己养了一匹马。
1938年到1941年,昆明民众在日机轰炸中死亡一千零四十四人,伤一千四百一十四人;其中联大师生员工(含家属)大约死十人,伤十人。这个很小的比例,说明联大在防空袭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住最简陋的屋,吃最粗糙的饭;在轰炸下学习,在硝烟中授课。西南联大,如此悲壮。
西南联合大学的魅力在于她的坚毅卓绝,在于她的独立自由,在于她的名师云集和桃李满天下;但还有一个方面,同样是其被后世经久不衰地谈论的原因,那就是那一批文化大师在联大留下的种种掌故轶事。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做出了一个引起震荡的决定:聘请三十六岁的作家沈从文为教授。
西南联大集中了当时全国学界精英,留学欧美名校、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归来的教师数不胜数;没有高层次学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且已经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成绩,他是作家,不是学者,没有任何学术著作。
在学术界毫无过人之处的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授,这种不拘一格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触乃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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