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48章


在学术界毫无过人之处的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授,这种不拘一格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触乃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国学大师”之誉的著名学者刘文典。
刘文典精研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他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则就是他刘大教授。
学问精深不说,刘文典脾气暴烈。1928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时,鲜明地提出“大学不是衙门”;11月,安大闹学潮,蒋介石正好来安庆视察。第一次见刘文典时,蒋介石见他外表邋里邋遢,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刘文典回问:“你就是蒋介石吗?”刺激得蒋介石一楞神。蒋介石要求他惩办罢课学生,他说:“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负责。”蒋介石大怒,对他拍案斥责;刘文典顿时发飚,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你就是军阀!”竟然扑上来要打蒋介石。刘文典被卫兵拖下后,蒋介石自下台阶骂道:“真是个疯子!”
刘文典看不起武夫,也看不起新文学。在他眼里,现代白话文学浅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价值?而这个沈从文连对白话文学的研究都没有,只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与被他瞧不起的沈从文同为教授,他十分不平,觉得跌了身价。
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还在课堂上说:“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昆明空袭警报频繁拉响之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大学者陈寅恪离开教室,看到沈从文也匆匆跑出,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
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心灵敏感,来联大后自卑而自尊。面对前辈刘文典的屡屡粗暴伤害,他一言不发,只是认真讲授他的写作课,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时常让学生不知其所云,但他还是培养出了和他的风格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沈从文今天在文学圈的最大传奇也是最大遗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已议定,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可是在这一年5月,他以八十六岁高龄辞世,而诺贝尔文学奖只给活着的作家。
“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马悦然2005年在北京伤感地说。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由埃及的马哈富兹顶了沈从文的缺。
联大校方不拘一格,顶住压力,坚持给了沈从文教授职位,让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生前年轻时候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让人感佩。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时任中文系代主任的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为他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到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文典恨恨去了同在昆明的由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时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你真有学问才华,自有学府礼聘,而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羁绊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张扬个性的条件;而有个性的张扬,才有智慧的喷薄。在重重“管理”下谋生的人,即便资质优异、勤奋刻苦,也不大可能成为开拓创新之才。
刘文典是资深教授,而在后起之秀里,同样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中离开了西南联大。他就是今天人称“文化昆仑”的钱钟书。
钱钟书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副教授时只有二十八岁,却已经名满学界。他的老师吴宓说,在老一辈学者里最强的是陈寅恪,年轻一辈里的“人之龙”就是钱钟书。钱钟书讲课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或者藏青色礼服,风度潇洒;他讲课只用英语,不用汉语,也从不提问,让学生既倾倒又轻松。
但到1939年夏,钱钟书就离开了联大,改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他离开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心高气傲,口无遮拦,时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比如他曾这样批评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三人中,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他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学问家。
这段刻薄的评论流传甚广,但到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夫人杨绛专文辟谣,声称绝无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钟书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来照顾自己。
钱钟书的确是在不愉快中离开联大的。他后来的小说名著《围城》,就有很大的挖苦西南联大的动机。书中的“三闾大学”,难道不是暗讽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吗?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极容易文人相轻。被西方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臧否人物。他“攻击”的对象是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这些大师间的纠葛,也许是当事人的烦心事,但流传到后世,已成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
联大学生里同样“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对人谦恭有礼的前辈泰斗杨振宁,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当时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大学是智慧和才情、个性的集中地,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批奇人、狂人、怪人,即便其资金再充裕,景致再优美、学风再严谨、毕业生出路再宽阔,其魅力也要减色不少。惟有西南联大,如此充分地诠释了“大学”二字。
大学由校长、教授、学生这三股主要“势力”组成。论人数,学生是主体,学校的面貌,可以说就是学生的面貌,而学生的面貌,绝不仅仅只体现在学习的用功上,朝气、抱负和热血,更是青年的标志。
在那国难当头的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八百三十四人,包括梅贻琦之子梅祖彦。
除了对侵略者日本斗争,联大学生更对日趋走向反动、企图驯化大学生而维护统治的国民党当局斗争。当时全国的“民主堡垒”是昆明,而这座堡垒的中坚就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有一批追求中国政治进步的教授,闻一多、吴晗等著名民主人士自不在话下,即便是理科教授,同样是这样的思想倾向。1945年西南联大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数学家华罗庚发表演讲说:“科学的基础应建立在民主上。”这句话,把“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更发展深入了一层。
在进步教授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宣传带动下,西南联大学生在政治上一贯活跃。西南联大的学生社团有二十多个,经常出墙报,做演讲,表达对时局的意见和理想追求。他们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经常给国民党当局以沉重打击。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沦陷前,大批文化名人滞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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