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文集》第20章

意。我们所希望的是“从民众那里来”的“回到民众那里去”。
第四，你说：“生活教育者没有把革命与教育联系起来。”这要看你心中的革命是一件什么事，你心中的联系是如何联系法。在我们看来，现在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革命的行动，我们以一个民众学术团体对于团结抗战建国，是用了全副精神参加，不敢有丝毫之懈怠。至于你所说，一个教育工作者同时应该是一个革命者，我很同意。但我希望补充一句：一个真正革命者必然是一个真正生活教育者。即使他不承认他是一个生活教育者，按着生活教育的理论说来，他也是一个道地的生活教育者。
第五，你说：“你的很多朋友不知道生活教育是什么？”并且说：“生活教育的受人忽视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缺少革命的联系。”生活教育之被一部分人忽视，那的确是事实，但完全归咎于缺少革命的联系，从上面说明看来，也不见得完全对。我想除我们自己力量有限外，生活教育之被人忽视还有下述之原因：一、过生活而忽视教育的人必然忽视生活教育。二、受教育或施教育而忽视生活的人亦必然忽视生活教育。三、忽视民众生活而又忽视民众教育的人固然不要生活教育，而高谈革命理论而无革命实践的象牙塔里的“革命家”，也无由知道生活教育之宝贵。
末了，你希望我们能够出版一部生活教育大纲，我们正在着手编这样一部的集体创作。现在为你参考起见，我想把生活教育的理论提出几个要点和你谈谈。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亦即教育法。为要避去瞎做、瞎学、瞎教所以提出在“劳力上劳心”以期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社会即学校”这一原则要把教育从鸟笼里解放出来。“即知即传”这一原则要把学问从私人的荷包里解放出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是教人从源头上去追求真理。工学团或集体主义之自我教育是在团体生活里争取自觉之进步。“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这种教育观是把教育从游戏场、陈列室解放出来输送到战场上去。时间不许我细说，总之，生活教育理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论。我希望你把研究之门大开起来。如果有机会，我想和你谈谈。千万不要因为一时之倒霉，少数人之不忠实，就误断一个运动的命运。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原载1943年4月《行知教育论文选集》）　
我们的民众教育观
民众教育是什么？民众教育是民众的教育，民众自己办的教育，为民众的最高利益而办的教育。换句话说：民众教育是给民众以教育，由民众来教育，为民众而教育。给民众以教育是用教育来动员民众。无论是征兵、征工、募捐、募寒衣，及一切需要民众做的事，强迫不如说服，命令不如志愿，被动不如主动。说服是教育的方法。志愿是教育的成果。自动是教育所启发的力量。所以教育是动员民众最可靠、最有效的武器。由民众来教育是用民众来动员教育。中国对教育是动员了四五十年，到如今中国教育还没有普遍地动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先生少，学生多。小众的力量不够大，推不动大众的教育。但是民众接受了知识即刻传递给别人，那就容易推动了。前进的民众来教育落后的民众，一起来动员教育，那末教育就不能不普遍的动起来了。为民众而教育是为民众最高的利益而教育。民众最高的利益是什么呢？中国民众最高的利益，不消说得，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华民国，并和全世界反侵略之战友共同来创造一个合理公道互助的世界。所以由民众来动员教育，用教育来动员民众，以争取这最高之利益和最后之胜利，才可算是真正的民众教育。
民众教育之发展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要民众。第二阶段是要教育民众。第三阶段是民众要教育。要民众是民众教育之基本条件。否则民众且不要，何况乎民众教育。可是单凭我们的主观或是小众的利益而办的民众教育，民众不一定接受，一直等到我们发现民众所以不接受这样“教育”的缘故，并且改变我们的方针、内容、方法，使所办民众教育适合民众的口味，然后民众才要教育。也要等候它办到民众未得它之先是如饥似渴地想念，既得它之后是向前向上的奋发，那时候民众教育才算是办得有几分谱子了。
中国以往的民众教育是害了三种病。一是偏枯病。它或是由于有意的放弃，或是由于无意的忽略以致大部分的民众是不知、不能、不可、不敢跑进民众教育的圈里来。例如老年人、女人、工人、农人、流浪儿，绝大多数是被摈于民众教育之外。我没有篇幅给我一一举例，只谈一谈老年人吧。假使我国的老太太都能有机会受一点像岫岩县的赵老太太，修仁县的曾大娘，歇马乡的刘太太的教育，那末对于她们的从军的儿子是有多么大的鼓励啊！假使有一点真的教育配献给他们，那末，经过她们的广播，又是有何等扩大的影响啊！然而一般民众教育者则忽视老人之重要，而口口声声的说，我们要快培养青年民众，老人家快要进棺材了，有什么用呢？因此，民众教育对于老人则害了偏枯症，同样，它对于妇女、农人、工人、流浪儿都害了偏枯的症候。二是守株待兔病。民众教育者是坐在民众教育馆里等待民众来：来一个，教一个；来两个，教一双；很少自动的到老百姓的队伍里去找学生。那愿意把教育送上门去更是凤毛麟角了。民众教育还有一个特有的病，那就是尾巴病。民众教育在已往是成了教育之尾巴，排列是尾巴，经费是尾巴尖。社会既以尾巴看待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亦不知不觉的以尾巴自居。反过来说，民众教育抬头，也可见民众之抬头。
民众教育是一件大事不可小看，更不可小做。大县一二百万人。小县也一二十万人。一位民众教育馆长假使用民众动员教育并用教育来动员民众，他和他的同志便能影响而唤起少则一二十万多则一二百万民众，个个知道为中华民国奋斗，愿意为中华民国奋斗，能够为中华民国奋斗，则中华民国自然会活到万万年了。大家要想民众教育抬头，要想中华民国抬头，是必得认清民众教育是一件大事业并且要把它当做一件大事来实践。
民众教育舘的舘字引起了我的注意。舘字从官从舍；官舍是官住的地方，好像是一个衙门。民众教育舘有变成一个衙门的危险，但要想把民众教育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切不可以在衙门里做老爷。官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看管房子。办民众教育倘使变成只看管民教馆的房子，那也嫌不够。我有意把舘字换个馆字。民众教育馆好比是一个民众餐馆，前者管民众的文化粮食，后者管民众的身体粮食。民众餐馆要想生意好必须价廉物美招待周到不需久候，民众教育馆要想做得开，在几方面都要跟民众餐馆学学才好。但是馆子也有毛病，官食可作老爷吃饭讲，倘使办民众教育的老爷们只顾着自己的饭碗，而不把精神粮食输送给老百姓，那便是大事小做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原载1943年4月《行知教育论文选集》）　
我们的校徽
育才开学之后，将近两个月，大家觉得还缺少一个东西。一天有几位同志正式提出来要一个校徽。绘画组主任要求我把主要的意思告诉他使他可以设计。我当时觉得很难，似乎比开创学校还要难些。何以呢？我们需要一个符号，可以代表学习，又可以代表工作，又不脱离现在的任务而可以代表战斗。我们学校的基础是集体生活，也必定要在这符号里表现出来。而且我们又不可关起门来干我们的集体生活。我们的集体生活，是必须与全世界以及整个人类的发展联系起来。我们如果用各种符号堆砌起来表现这许多重要的意义，那也不算很难的工作；但是这样的一个杂货铺的校徽，连自己也不容易看明白；别人见了它更要头昏了。我当时觉得校徽之难就难在简单而符合创校的意义。
一连好多天我是不能交卷。九月三十日，我从金刚碑坐船到白沙沱，在船上有点空闲，可以仔细的对这问题想想。忽然在我的脑海中浮出一个圆圈。这圆圈是求学的符号，因为求学要虚心而且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