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读书计划》第19章

。若我说的不对，那《简·爱》早就没有人去读了。
不过，与其说《简·爱》是一本关于爱情的小说，倒不如说是关于简需要被爱的故事，罗切斯特需要被爱的故事。我很惊讶，为什么很多现代小说，明明没有什么浪漫的情调，却还以这个为主题呢。我们能想象，用现代人的行话，在小说的幻梦中将近30的夏洛特感觉是多么压抑啊。
也可把《简·爱》看作是一部成长小说：　“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这种成长，对勃朗特姐妹来说，主要发生在想象中。当简沿着桑费尔德大厅三楼的走廊走下时（在罗切斯特先生出来前），她的眼前仿佛浮现了更宽广的人生，“一个永不结束的故事，我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故事，在源源不断地讲述出来，连绵不绝的事件、生命、火焰、情感赋予这个故事无穷的活力，那是我渴望的，我在现实中感受不到的。”毫无疑问，夏洛特是在讲自己，以及她的妹妹们。
因此，这一看似过时的故事却又如此现代。例如，尽管夏洛特在故事中只是委婉暗示，但无疑让我们看到罗切斯特前夫人是一个“色情狂”。而冷酷的圣约翰·里沃斯（St。　John　Rivers）则是一个压抑的书呆子，尽管这或许并非夏洛特的原意。今天，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用来吸引读者，使读者产生恐惧的不正是当年夏洛特描写阁楼里的疯子时所用的那一套吗？
《简·爱》不朽的一大原因是里面拜伦式英雄（拜伦笔下的孤傲式英雄形象，译者注）的魅力，特别是这里的英雄还是个“较老的男人”，而且是生活需要变革的男人。他就是性格复杂的罗切斯特先生。他嘲笑世人、嘲笑自己，在讽刺中生存。这样的性格造成了自身的不幸，但他又想控制吃掉他灵魂的“自我”（ego）。他是我们“忧虑时代”（Age　of　Anxiety）许多小说家笔下的典型，如小说家诺曼·梅勒或菲利普·罗斯。
《简·爱》也是第一批女性主义小说之一。它以委婉的方式反抗着19世纪流行的这样一种观点：女人“应该留守家中做布丁，织袜子，弹钢琴，绣布包。”它也可以看作是千万本“挑战权威”类型小说的先驱。
虽然风格陈旧，但读者仍旧会说，故事太吸引人了，措辞陈旧又有何妨。其实我们是被夏洛特在故事中所融入的热烈信仰与智慧所折服了，以致不再在乎表达方式是否过时，是否机械得像一部情节剧。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
1818…1848
《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艾米莉·勃朗特与简·奥斯汀（Jane　Austen）一样，都是牧师的女儿，但两人的相似到此为止。可是讲前者时不提提后者总让人有点不甘心。她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甚至看起来都不像同性别的人。一个是完美驾御家庭喜剧的大师，另一个却创作了一出与家务无关的悲剧。一个拒激情于门外，一个是激情的化身。简·奥斯汀对自己狭窄而极有教养的生活圈了如指掌，其作品源自对生活一针见血的观察，及天生充沛的大脑能量。艾米莉·勃朗特了解的是约克郡的沼泽地，是她的家人，仅此而已。因此很难说她仅有的这本小说源自于什么。
《呼啸山庄》从很多方面看都比较荒唐。它保持了勃朗特姐妹孩提时代白日梦的气氛，只不过白日梦换成了噩梦。从内容来看，也完全是一部情节剧：恶魔般的希刺克厉夫（Heathcliff）对任何妨碍他追求凯瑟琳·欧肖（Catherine　Earnshaw）的人进行报复。故事中套着故事的叙述方式常让人一头雾水。小说人物的语言与现实语言脱节。除了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外，其他人物的描写也平淡无奇。
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们还是觉得它有趣。或许，不是把它当作名著而是将之视为有趣的梦境了吧。其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紧张。尽管里面阴谋诡计已经老掉牙，我们还是屈服在这种“紧张”下，至少也因这种“紧张”而不安。
艾米莉·勃朗特是一位原创家。那个时代的爱情诗和歌特小说，她的确读过一些，但她的小说与此无关。或许在写小说时，哥哥布兰威尔（Branwell）正经历的恋爱也给过她一点真实的提示。但促成这本小说成型的最根本源头无从追溯。它是从艾米莉朴素、原始、火山一样奇妙的想象力中喷涌而出的。前无过人，后无来者。（It　had　no　true　forebears。　It　had　no　true　successors。）
C。F。
屠格涅夫（Turgenev）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
1818…1883
《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
俄国19世纪四位伟大小说家中，屠格涅夫的声名似乎最不昭著。或许因为权威们说的，屠格涅夫的风格太精致太煽情了，任何翻译都打上了折扣。或许因为其作品的某些主题已经不具有吸引力：“多余的人”，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迷人但已经衰老的俄国贵族；处于主宰地位的女性与相对较弱的男性之间的“斗争”，这里的“斗争”当然没那么强的火药味；早恋、受挫的爱情、回忆中的爱情等的惨淡之美；还有他一贯重复的主题，失败的转变（mutations　of　failure）。
屠格涅夫的母亲就像恐怖神话故事里的老巫婆，带给儿子一生挥之不去的恐惧与绝望，并悄然带入作品中。屠格涅夫一生热恋着丑陋但名气非常大、使人着迷的女歌手宝琳（Pauline，十九世纪鼎鼎大名，活跃于巴黎音乐圈的名女人，歌剧名伶，与女音乐家，译者注），但这一切对他受伤的灵魂都于事无补。他像一条狗一样在欧洲跟随着宝琳，她偶尔的怜悯就能带给他欣喜（如果他真的快乐的话）；为了得到所谓的幸福，他挑选离宝琳近的地方住下，有时甚至连宝琳和丈夫在一起时，他也不愿远去。毫无疑问，宝琳扭曲了屠格涅夫对女性的看法，他对女人似乎又怕又怜。
屠格涅夫在他俄国的住所与西欧之间穿梭多年，生命最后二十年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和巴登（Baden，德国的温泉小镇，译者注）。他与乔伊斯（Joyce）一样，都是国外流浪汉，都通过向国内介绍大都市文化而开阔了国人的视野。这两位“西化人”无论空间距离上离祖国多遥远，但他们最本质的灵感都源自故土。在酝酿着1917年“十月革命”的那个19世纪里，屠格涅夫对政治所持的态度有点冷淡，有点自由，有点启蒙，有点人道主义怀疑色彩。因此，他的书尽管能即刻赢得知识分子的青睐，但常常被保守派和激进派所不屑。
他的一些较短小的作品（尤其是《猎人笔记》＇Sportsman‘s　Sketches＇中的许多篇）都非常优美。不过为他赢得不朽荣誉的恐怕还主要是《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有的英文译名为Fathers　and　Children）。由书名可知，它主要是剖析代与代的冲突。我认为，有小说家对此主题的把握更得力，如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
然而，《父与子》似乎更具吸引力，因为它是第一部将这种元素融入俄国性格的经典作品。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时代，随着俄国人逐渐向民主迈进，这种性格会少一份冲撞，多一份温和。屠格涅夫不像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样有直觉，能那么精确地把握革命…恐怖分子的脾性。但他的确将《父与子》的中心人物巴萨洛夫（Bazarov）清晰地塑造成了19世纪中叶一位几乎是崇高的“虚无主义者”（nihilist，屠格涅夫自己造的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俄国，nihilist的类型发展为不同的形式：恐怖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唯物主义者，崇尚科学者，最后是有奉献精神的共产主义者。屠格涅夫在这本书中，也生动表现了自己的其它写作特质——尤其是行文简洁，非俄式的清晰形式等等。但我想，此书之成败就在巴萨洛夫。
C。F。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思想产生结果。这句话在卡尔·马克思身上的灵验无人能比。或许这个结果他自己都不会相信。或许他会说，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必然的，我只是用一生的精力来廓清这些事实，并稍稍地向前推动一下无产阶级的斗争。然而，1917年之后的世界历史似乎验证了赛亚·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