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读书计划》第18章

如果不是有幸被邀请参加“贝格尔号”考察船的环球航行，查尔斯·达尔文的生命可能是这样度过的：在乡村做教区牧师，进行枯燥乏味的布道，业余时间则研究所钟爱的地质学和博物学，乡里的知识分子圈聚会时向大家展示自己平庸的观察报告。即便在这种朴实的背景下，他的观察力与推论演绎力可能同样敏锐。然而，事实上，他向大家展示的是阿根廷的化石，安第斯山脉的地质概况，加拉帕哥斯群岛的雀类。还有，他的天赋找到了扎根的地方，并借此而开花结果。达尔文有惊人的聪明才智，更有不愿妥协的诚实美德，这两点使他沿着一条自己并非很情愿的道路走了下去，最终成为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
达尔文出身富裕安逸，家人从不指望他工作挣钱，只希望他能聪慧，能体面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他的爷爷是诗人兼自然哲学家拉兹马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外公（也是妻子艾玛·威基伍德的爷爷）约书亚·威基伍德（Josiah　Wedgewood）是一家著名陶器场的创始人，非常富有。两边都是一个朋友与科学社交大圈子里的常客，这个社交圈也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与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y）常光顾的地方。年轻的达尔文对昆虫、石头非常感兴趣，而对其它专业则没有特别的喜爱。在爱丁堡大学与剑桥大学度过平平的几年后，他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只好接受了牧师任命式，成为一名牧师。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家境富裕的年轻人，在家族影响下，往往成为生活舒适的乡村牧师，过着平淡、无风波的生活。
然而，1831年，平静的生活被罗伯特·费兹洛伊船长（Captain　Robert　FitzRoy）所打断，费兹洛伊打算乘“贝格尔号”对南美的海岸进行两年的考察，他需要一个温和的年轻人，最好是自然学家，与他结伴同行，一同就餐——其实就是想在这个漫长乏味的旅途中找一个同社会阶层的人作为精神与智力伙伴。他选中了达尔文，达尔文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毅然选择了这次航行。而正是这次航行（历时五年，不是预期的两年）改变了他的一生。
达尔文随时以积极的心态去发掘世界的自然奇迹。他曾精读过赖尔（Lyell）开创性的著作《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在剑桥参与讨论过物种从伊甸园形态“变形”的设想，他还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化石决不仅仅是诺亚洪水后的遗物。在“贝格尔号”航行中，他异常勤奋地工作，奠定了他日后名声显赫的基础。无论“贝格尔号”在哪里靠岸，他都会登上陆地，收集标本，观察地质层，骑马向内陆行进几公里寻找新的素材，有时一去就是几周。他的助手经常也是为他忙得团团转，为他保存骨头、兽皮、石头及压制好的植物，后来达尔文把这些成吨的材料全部运回了伦敦。
达尔文将五年重要的海上考察生活写入了第一本畅销书《贝格尔号纪行》。这是一本集科学考察报告与游记于一身的优秀著作，每一页都散发着生气、好奇及达尔文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每一页都闪耀着达尔文有建设意义的航海历程的光辉。任何对自然世界或对环球旅行有丝毫兴趣的人都会品味到这本书的乐趣，而那些热爱自然热爱旅行的人，对这本书更感觉如获至宝。
1836年达尔文返回英国，自此再没登上船板一步。随后他同表妹艾玛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最宠爱的一个孩子的夭折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典型悲剧），家安在肯特的一个宽敞舒适的房子里，并开始专心投身于生命构造的伟大研究中。从达尔文的日记看，早在1837年他就开始酝酿自然选择进化论了。但他一次次投身于理论研究，一次次却又束之高阁。他经常患上未知的疾病，现在看来肯定是与压力过大有关。达尔文明白，自己的进化论会直接挑战《圣经》中的上帝创造论，让他痛苦的是，他的挑战会给许多自己喜爱与尊重的人带来痛苦。首先就是他深爱的妻子，妻子的宗教信仰比他传统得多。不过，在此期间他没有停止对“贝格尔号”运回的标本进行研究分析，并发表了详尽介绍藤壶（一种蔓足亚纲的海洋甲壳类动物，成年期形成硬壳且固着在没入水的表层，如岩石和船底，译者注）的论文。他还与犬类饲养员、驯马师、鸽子培育员进行交流（像达尔文这样高贵的中上层阶级一般可不会与这些下人打交道的），从家禽饲养员的人工选择中寻找自然选择的蛛丝马迹。
后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外界压力迫使达尔文下了最大的决心。1858年，他收到了一篇论文，寄送者是居住在东印度群岛的自然学家与专业博物馆标本收藏家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这篇论文的提纲就是自然选择进化论——也正是达尔文二十多年来一直为之寝食不安的理论。达尔文回信建议同华莱士合作研究，然后将论文成果提交给伦敦林奈学社（Linnaean　Society），华莱士欣然答应。自然选择进化论终于公之于众，并立刻引来激烈的争论——直到今天争论仍在激烈地进行。（华莱士既没有达尔文的社会地位的优势，亦没有受过正规的科学研究训练，他的进化论来自于敏锐的洞察力，而不是深入的科学研究。华莱士对进化论的贡献应该得到更大的认可。他自己写的科学考察报告《马来群岛自然科学考察记》（The　Malay　Archipelago）同样是珍品，值得与《贝格尔号纪行》一起研读。）继二人的第一批论文之后，达尔文完成了《物种起源——物竞天择》（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Natural　Selection），对进化论进行了完整的阐释。这本书并不明白晓畅，但是艰涩之处，读者的收益也更多。达尔文知道，自己的理论并非天衣无缝，化石的年代有断层，而且没有人观察过新物种的进化诞生过程（不可能观察到，因为一个进化过程要好多代来完成），最关键的是，那时候基因遗传原理对达尔文及同代大多数人来说仍是未知之谜。（基因原理的发现者格利高利·孟德尔＇Gregor　Mendel＇曾寄给达尔文一份论文，描述了他那著名的实验，但达尔文要么根本没读，要么根本不在意它的价值。孟德尔的论文在一本无名的杂志上发表后，直到20世纪早期才有人关注。）所以，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使用的策略是，以蛮力（brute　force）来论证，举出大量的实证来克服蛮力的缺陷，证据不足时则以模拟与可信的推测来弥补。这本书与其说是依靠精妙的思想，不如说是基于大胆与勇气。同时，达尔文敏锐的洞察力——观察别人观察过的，却发现别人未曾发现的——使这本学术之作充满新鲜刺激。
达尔文的理论并未使世界为之倾倒与折服，相反，它的出现立即招致许多科学家及宗教权威的反对。进化论是逐渐赢得普遍接受的。然而，从《物种起源》问世的那一刻，任何对进化论的反对，都不过是维护现状之举，这种维护虽然能逞一时之风，但最终还是达尔文胜了。读《物种起源》好比在见证一场进步的科学革命，也是在认识人类最有力量的头脑之一。
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
1816…1855
《简·爱》（Jane　Eyre）
一次，一位女士问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为什么在他编的词典中将“pastern”（马足的骹）定义为马的“knee”（膝）。“大意，夫人，纯属大意啊。”他回答说。唉，我在本书的前几个版中是否漏掉了《简·爱》？大意，亲爱的读者，纯属大意啊。自己年少时读过《简·爱》，当时的印象是，《简·爱》虽然有趣，但不过是迎合女性的一本老掉牙的爱情小说。因此，直到最近，我才逼自己重读一遍，却发现自己那时的判断是多么狭隘。
我手上的这本《简·爱》护封上写着，《简·爱》是“文学史上伟大爱情小说”。这一点大部分读者都认可。　它是一本关于激情的书，这种激情如此强烈和震撼，它冲破了过于僵硬拘谨的行文，平凡的文风无法抑制迸发而出的情绪。《简·爱》如果写成话剧会是杰作。不会因为它最适合十二三岁的儿童读且女生比男生更适合读，它的价值就降低。今天，少年人的浪漫情怀过多地负重上了我们“极端纵容的”（ultrapermissive）文化，但他们的浪漫并没有被扼杀，甚至本质上没有动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