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22章

这种焦虑在“蚁族”身上尤其明显，“蚁族”中92。9％的人尚未结婚，且在未婚人群中有49％的人没有恋人。而在都市生活中，情感的残缺，又何止于爱情、亲情、友情，当你只能跻身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里时，能收获哪样？
“人们闪过我，对我问路一点表情都不给，就匆匆而过。人与人之间，总算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只有掏手机，打电话给熟人，指点迷津。如果没有熟人，你就是城市漂流瓶。”这是学者吴祚来对北京的印象，他说，“北京这座城已令我焦虑莫名”。
英国哲学家西梅尔在他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书中，对“都市性格”做了归纳，其中提到一点，就是城市人的“矜持”。
西美尔说矜持是一种社会性的消极行为，所以并不是积极的心理反应。在小城镇生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大家彼此认识，甚至会参与到对方的生活中去。可是大城市的人际交往是转瞬即逝的［·］，今天你遇到一个售货员，明天又碰到一个咖啡馆的服务员，大城市的人际互动非常多、非常广泛，但是都非常短暂。在这样一种生活条件下，都市人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就变得“矜持”，比较喜欢退回到自我的内心世界。
对于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没有一起长大的朋友、没有世交之亲，也没有老街坊邻居……关系链条的断裂让在大城市的每个外来移民都无所适从。就像盆景一样，扭曲着枝干迎合花盆，最多也是自顾自美丽罢了。
《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指出：受困于经济和居住条件，“蚁族”普遍遭遇“婚恋困境”。一方面，“蚁族”中92。9％的人尚未结婚，在未婚人群中有49％的人没有恋人。另一方面，“蚁族”的性需求也处于压抑状态。有67％的人最近一个月没有性生活，而全国成年人平均性生活频率是每周一次左右。人际性活动的缺失很可能会通过独自性生活或其他途径进行宣泄。
“能够自慰就值得安慰了”，回忆起两年多前北京城里的落魄小子，范俊（化名）这样自嘲，“那会儿我真该改名叫‘犯贱’！”而他的“落魄”，始于女友朱珠（化名）决绝的离开——2008年的冬天，他失恋了。
2006年两人相识那会儿，范俊和朱珠都是“时尚圈”里的人，各自供职于京城里的娱乐媒体。朱珠是上海小姑娘，只因大学在北京念的，就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钓个高干子弟或者富二代是她的梦想，而这个梦想一度成为范俊嘲笑的对象。因为他说自己“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留着长发，背着吉他和一个老式的军用水壶，裤腰上还系着一条擦汗的大毛巾，怀揣着摇滚梦想的范俊就以这副形象，从老家成都风风火火地闯进了北京城。
认识他们的人，都对这两个价值取向如此迥异的“冤家”凑到一块儿的事实，犯嘀咕。范俊回忆起往事的时候，倒是很坦率：“就寂寞呗。”按他的话说，北京大，北京很大，但诺大的北京因为交通或者说经济原因，使得朋友们的聚会几率大大降低。在小地方，三五个狐朋狗友要聚会，不用半小时准能凑齐。而在北京，若三个好朋友聚会，那就要提早规划，定时间，定地点，这就是一件让人很头疼的事了。超级的时空观念使得同一个城市里的朋友相聚成为难事。
而在一次采访中相识的朱珠和范俊，很惊讶地发现两人租住的房子恰巧在同一个小区。于是，经常约着下馆子，因为“一个人吃涮羊肉实在太闷了”。之后的事就变得很自然。
“说句实在的，像我们这样的外来种族，能在北京城里找到一个伴儿，真的算不简单啦。”范俊把他和朱珠的相遇，叫做缘分。然而，当他提出想让这份关系“稳定下来”的时候，遭到了拒绝。范俊想给朱珠一个承诺，但朱珠不要承诺，她只要一个家，一栋属于自己的遮风挡雨的房子。
那晚，朱珠哭了，范俊也哭了。第二天，他就打了很久的的士，到五环以外的一个新楼盘看房子。那时，每平米7000的报价让他觉得很沮丧，当时他自己在三环内租的那间小屋每月2000元的房租，几乎耗去了他1/3的薪水，哪里还能存下钱？想要的小户型早已售罄，新小区的配套设施又很不完善，终于让范俊“无功而返”。但是，刚过完年，整个北京城的房价就跟坐了火箭似的猛涨，让范俊的买房计划彻底无望。
如果说北京的高房价对范俊而言，是当头一棒。那么，女友的背叛就让他“连死的心都有了”。他在一次惊心动魄的跟踪之后，发现女友和她采访过的一个小导演关系非同一般。随后两人大吵了一架，朱珠提出了分手。范俊说，他曾“很没脸地求她别走”，但房子的问题就像横亘在他俩之间的巨大鸿沟，难以逾越。
朱珠走了，范俊认定女人是他命里的克星，他说：“打那儿之后，谁都别跟我提结婚，谁提我就跟谁急。”
虽然他曾一度自我安慰，自己在京城里还有一份挺体面的工作，娱记。但是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范俊更深刻地体会到：在北京，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关爱少得可怜。冷漠成了正常的人际交往的代名词。尤其在单位的同事之间，相互排斥、相互提防、相互猜疑、相互竞争等功利性的人际关系占据了很重要的比例。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显得更为突出。这使得整座城市增添了更多的灰色意念。
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自己，从上往下，自我实现需求、尊重需求等等，似乎都满足了，但构成金字塔基础之一的安全需求却意外缺失了：“没有安全感，这么大的城市，我一个人，觉得没着没落的……”而在这之前，范俊从不以为男子汉也会缺乏安全感。
后来，北京楼盘每平米的价格涨破了3万。范俊越发觉得“这座城市太魔幻了，父辈们以半个世纪的生存经验都是无法预料的”。范俊开始经常失眠。
“你是一个外来人”，这个提醒不仅仅只停留在户籍制度层面，楼市迎头赶上，成为京城新移民最大的压力源。要在此获得一尺“蜗居”显得那么不容易，这也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的“丈母娘需求论”——“房价上涨，是因为‘丈母娘需求’”。
2010年春节晚会刚过，一组“楼市春晚”的视频就在网上“疯”传，其中一个视频更改的是《难忘今宵》，一句歌词“房贷在，人已老”在网络上引发眼泪狂潮。
开心网上也有过一个不开心的转帖，大意是说因为房价的飙升，中国已经没有中产，只剩下官僚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人就为此发明了一个词组：“自我剥夺社会属性”。这是一种个人的无力反抗，在房价飞涨的年代，你只有放弃结婚生子的权利，才能没有负担……如果范俊这一代人都狠起来不结婚生子呢？
在突然涌现发展机遇的上行社会里，人人力争上游，工作透支，竞争透支，情感透支，学业与就业难两全，工作家庭难两全，物质精神单丰收，顾此失彼，身心俱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会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
《新周刊》曾刊登评论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GDP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李舜伟教授于2007年年初，公布了一项在我国京沪穗宁蓉杭六城市普通人群中进行的失眠现状调查结果：60％的北京成年人在过去的12个月内有失眠症状，绝大多数失眠者认为自己失眠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工作压力太大。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是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某种程度上也是病人。
实际上，对范俊这样的“蚁族”而言，成功其实很简单，四个字就能概括：安居乐业。可惜，北京给不了他们。
正是在这种挫败感下，在京城某报社任部门主编的小肖自嘲是“一个很焦虑的、没有生活的人”。他今年28岁，单身，月收入8000元。工作已经上了轨道，按部就班去做就可以了，但也正是流水线般的作业方式让他觉得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监工：每天要签十到二十个版，最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