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祸》第17章

民进党许多成员都是铁杆儿的“台独”分子，曾一度把党的从政宗旨公开放在“台独”上，后来虽然调整了策略，这个目标却一直不变，民进党只有依靠本土意识才能战胜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的台湾人在台湾人口总数中已占绝大多数，隔离半个世纪，中国大陆对他们同大多数外国一样陌生，除了那儿的市场和资源，其它方面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国民党挂在嘴上的“统一”一直被他们认为是毫无价值的陈词滥调，台湾岛虽然不大，生活起来却很美好，有什么必要和一个随时能吞掉自己的大家伙搞统一呢　不过多数台湾人也担心公开独立会招惹大陆对台湾用武，二者毕竟不成比例，台湾抵挡不住，那样独立谈不上，生存也无法保障。
对于一个工商化社会，眼前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多数台湾人也反对赤裸裸的“台独”主张和过激行为，名义不重要，只要能在实际结果上使台湾和大陆永远别弄到一起去就行。
民进党接受早期操之过急的教训，实施了一种“无旗战略”──既不谈统一，也不谈独立，只要维持现状，主张与大陆一切正常化，力促两岸贸易往来，就像长大成人分家的两兄弟，互通有无，算帐清楚，其它方面则井水不犯河水。
这个正确策略逐年得到越来越多选民的意会和拥戴。
国民党后来虽也迎合台湾人之心态软化了坚持统一的立场，搞起“两个中国”
或“一中一台”，但它的“大陆根”毕竟太深，难以弥合与台湾本土的歧异，最终落得这次大选的结果。
整个台湾岛都被选举结果震动，从上到下一片混乱。
各国驻台北办事机构忙得不可开交。
迟到的记者们更是像蝗虫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又把无数电波向世界各地发去。
这其中，唯有一个人置身于外。
他既不看当天的报纸，也不理睬电视和广播，对街头演说﹑两派争论全无兴趣，更不参与公共场所的议论﹑欢呼和冲突。
他在阳明山公园一片寂静的小树林里悠然欣赏着一种亚热带球状的琥珀色果实。
往日那些闲情逸致的游客，打太极拳的老人，或是谈情说爱的情侣都被外面的热闹吸引去了。
但此时若有人能从数米之外看见他的话，一定会对他的姿势感到奇怪。
他的眼睛离那串果实未免太近了，而且只盯着一串果实。
如果从两米之外一个特定的角度看他，就会发现他原来不是在欣赏果实，而是在欣赏自己。
一枚椭圆形的小镜子挂在果实和叶子之间。
看他那副专心致志的模样，不时地抹抹嘴唇，弄弄头发，一定会让旁观者觉得他有自恋症一类的怪癖。
但是再近一些，而且是从正面观察，就会发现随着手在脸上动作，他正在逐渐从三十岁的年令变成五十岁。
仅仅几分钟，当他最后把一撇小胡子贴在嘴上，戴上一副老式金边眼镜时，他便从刚才那个轻松愉快的菲律宾富家子弟变成了一个呆板博学的日本防卫厅学者。
原来的皮背包翻过来拼装成一个精致的公文皮箱。
而花里胡哨的衬衫翻过来就显得陈旧保守。
他的步伐也从轻浮的窜跳变成了军人式的端正。
招呼出租车的手势如同敬军礼。
当他在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资料馆查阅资料时，他的形像﹑语言和证件都没引起任何怀疑。
全世界有关中共政权的资料属台湾最多，台湾又属这里最多。
其它国家研究中共政权也许仅仅出于政治或经济利益，或是有备无患，只有台湾是出于生死存亡，而台湾军队又是这生死存亡的首要担负者。
所以“中校”──现在叫“小野中二”──索要的资料虽然只是“中共领导人的保卫方式”这样一个极细的题目，从库房里推出来的却是满满一车。
这是几十年从不间断地从各种报刊﹑出版物﹑回忆录﹑审讯材料﹑外国人的访问见闻﹑叛逃者的描述以及潜伏在大陆的情报人员的调查一点一滴汇集而成的。
即便中共在这方面从来讳莫如深，几十年所露的蛛丝马迹拼凑在一起，整体的形像也差不多一览无余。
“中校”看得很快，再复杂的保安措施他都一目了然。
暗杀专家必然是保安专家。
他在这方面已经一通百通。
何况他刚刚在香港的图书馆坐了十好几天，所有的背景情况已经了如指掌。
他常做出眼神不济的老态，把放大镜举在眼前。
放大镜手柄中的照像机就无声地闪动快门。
虽然还会对底片进行深入研究，总的情况已在他脑里清晰地展现。
用他的眼光看，中国的保卫措施没有一处称得上高明，然而却最难下手。
他精心研究过近代历史中所有对国家领导人的暗杀，除了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几乎全是在公众场合进行的。
必须见到对像，然后才能瞄准。
西方领袖为了获得选票，不能不在在公众场合频繁露面。
为了那个美丽的民主程序，他们的日程甚至得公开，几点几分在哪做什么活动，经过哪条大街，参加哪个集会。
那么，即使他们的保卫工作再优秀，又如何能在那么多窗子中找出哪一个藏有枪口呢　中国领导人却不同，他们的一切都与社会隔绝──住在隔绝的大院里，坐着隔绝的汽车，开着隔绝的会议，进行着隔绝的旅行。
连他们的公开也是隔绝。
如果他们需要“和群众在一起”，他们会隔绝地出现在群众中，然后再不隔绝地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
隔绝是保卫工作最好的武器。
再平庸的保卫有了它，也近乎于万无一失。
在银座的那家妓院里，他开价五百万美元。
假如可以趁总书记访问日本期间下手，他只要三百万。
哪下手都比在中国方便。
“我给你六百万。”那个中共上校回答，一根眉毛都不动。
“但是必须在中国，必须在四十五天内，必须死。”
昨天晚上，他在香港第一次给上校留下的号码打电话。
按照约定，他要求知道旅行社的安排。
对方念了一份冗长的日程表，很精细。
当他按照上校交待的规则做了一番复杂整理，便出来一份中共总书记在未来一个月的活动安排。
现在，“中校”在脑子里把那安排反复过来过去。
中南海他肯定不想进，那里的兵几乎人挨人。
在北京伏击车队也不可能。
中共首脑在保护自己方面不惜重金。
防弹车的保险系数相当高，炸翻几个跟头也伤不着里面的人。
专列车厢也是如此，即使把它从桥上炸进河底，它也能八小时内不渗水，有氧气，与外面保持联络……不要说这些方法几乎毫无希望，哪怕有一半的成功可能他也不会用。
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中共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从未遭受过任何暗杀，警惕性长期受不到刺激就会麻痹，而这种麻痹是可能成功的唯一保障。
一旦打草惊蛇，得手的希望就趋于零。
所以不干则已，要干必成。
他把那些北京的活动一股脑甩掉，安排中只剩下将在月底开始的外出视察。
只要乌龟走起来，总比趴在窝里露头的机会多。
视察范围主要是黄泛区：　开封﹑兰考﹑徐州……黄泛区以外只去一个三峡水库，为刚刚完工的第一期大坝工程剪彩。
视察灾区必然要看望灾民。
从昨天起，“中校”一直在这点上动脑筋，但始终没有突破。
看完眼前这些材料，更觉得难以把握。
第一，他不可能准确知道总书记具体会在开封﹑兰考﹑徐州那些笼统地名中的哪个县，哪个区，哪个乡，哪个村。
那些安排都是临时确定的。
设在北京的电话即使能知道，那时他身在灾区，上哪儿打长途电话　这类事看着是细节，却是关键，可行与否全取决于这种细节。
第二，中国领导人的“和群众见面”都是在被封锁的场合，能接近的人都是“有组织”“有纪律”的。
这种名义上的“公众场合”等于是中南海后院的延伸。
在无法事先制定出精细方案和安排好退路的条件下，他是不会拔枪的。
他做的是生意，生意的第一原则是保本，尤其这种本一丢了可就再也回不来。
就是为了保这个本，他要求中共上校说出他的老板姓名。
“没有这么一个名字，我怎么相信你们会履行刚才达成的协议──保证我活着离开中国呢　公布一个没有老板名字的录像不会形成任何威慑。
有几个人认识你，上校　”
那一阵儿看上去生意马上就会吹。
“中校”要的名字必须货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