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终结联盟》第171章

是此时此刻是隐蔽之意，“心黑手辣”更多地是后来附加的含义。
黑社会作为原始劫掠社会的一种残留，曾经长期存在于国家形成之后的文明社会阶段，尤其是在人类进入法治社会之前，各种形态的黑社会组织可能从来就没有绝迹过。在那些已经演变成法治社会的国家中，黑社会的存在空间被大为挤压，甚至大有趋于消亡的趋势。即便如此，一旦出现有利条件，黑社会同样会在一些狭小领域发生和成长起来。
总之，相对于人类文明前进的步伐，黑社会更像是一种“返祖现象”，是对现代文明的反动。
黑社会的形成需要两种人。
黑社会组织的形成要求同时存在两类人，并且，这两类人必须要结合到一起。
一类是那些能够敏锐地发现社会中存在使用私人暴力的巨大获益机会，并且敢于去组织暴力活动来实现这些收益的人，我们称之为“暴力企业家”；
另一类则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缺乏改善生活境况的机会，对个人生命价值评价极低的贫困群体，他们往往对社会抱着绝望的心态而不惜铤而走险，出卖暴力乃至生命。这两类人往往都是经济学所定义的“风险偏好者”。如果前一类人通过雇佣后一类人去生产“私人暴力”，然后，或者出售这些私人暴力，或者把私人暴力作为中间投入又一次凝色的从事其他商业活动，以追求高额利润，那么黑社会组织就形成了。
一旦高额利润追求成功，黑社会组织便有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可能。
如果不存在使用私人暴力的巨大收益，如果贫困人群的人数过少导致生产私人暴力的要素供给不足，如果掌握公共暴力的国家总是能够及时扑灭私人暴力活动，显然，这三种情况只要存在其一，黑社会组织便难以发生和发展。
那么，何以在现代社会的许多国家中仍然存在大量黑社会现象，特别是，为什么那些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往往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黑社会有组织犯罪活动？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还相当的不完善，如许多行业存在大量垄断现象，正规金融部门发育迟缓，市场交易合同难以严格履行。
市场经济体制迟迟得不到完善的原因又一次凝色的一次在于这些国家的法治和**机制没有真正建立，从而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可问责**，能够为市场体制提供各种必要的公共服务，如产权保护、司法体系对履约的保障、反垄断、金融监管和安全监管，等等。
并且，如果**监督和权力制衡机制缺失，作为社会代理人的执政党及**内部各部门，乃至**公务员则能够亵渎国家公器，滥用公权力去侵犯私权利，直至干预市场本身的运行，最甚者不得不把公共权力作为个人逐利的工具。
在这种情形下，前述三项黑社会生成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便都能得以成立。
其一，对垄断的管制不力意味着假以私人暴力设置市场进入限制将带来高额垄断利润；金融市场不完善意味着对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控制同样能带来滚滚财源；并且，**缺乏执法能力，私人暴力组织便不得不替代**来向市场出售财产保护与履约服务以牟利。
其二，**官员本身不受法治的制约，贪腐严重，公器私用，甚至不得不频频向社会伸出“掠夺之手”，这种官员何以抗拒私人暴力组织的拉拢与侵蚀，更不必说对黑社会施以及时打击。
其三，市场机制的扭曲和**社会保障提供的不足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而机会的不平等更是让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逐渐陷入绝望，最终一部分人由“弱”转“黑”，沦为黑社会组织者的暴力工具。
转型大华为什么会有黑社会？
按照上面这种思路，我们不难勾勒和分析黑社会组织（或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大华是如何生成与发展的。
任何黑社会组织的形成首先都离不开利益的驱动。根据已经公开的一些案件，在转型时期的大华帝国，私人暴力活动的巨大利益来自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是凭借暴力来垄断对某个行业的合法经营，形成所谓的“路霸”、“行霸”和“市霸”。如涉黑的浙江台州“二林集团”、陕西的郑卫国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以及最近查获的重庆黎强涉黑团伙，分别采用各种暴力或暴力威胁手段，或垄断台州至杭州的货运业务、或垄断长安县土方工程，或垄断重庆客运线路。
第二类是利用暴力涉足非法经营业务，如经营色情、毒品、走私业务，以及从事非法金融活动。如臭名昭著的厦门远华集团从事走私业务；广西梧州张树林黑帮组织从事非法的高利放债业务；而福建的陈凯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则更是黄赌毒业务无所不涉。
第三类是出卖暴力来向他人提**权保护、保证履约和解决经济纠纷的服务，由此获得所谓“服务费”或“保护费”。如河南汝州的岳利峰犯罪集团专门为非法金融活动收贷讨账；“地下出警队”频繁介入各种经济纠纷的处理过程。
其次，黑社会性质组织能够在一个地区发展起来，往往离不开来自当地某些**部门的“保护伞”对其的庇护与纵容。我们不得不看到，几乎所有公开的案件都有涉案官员被暴露，显然，“官黑勾结”已经成为当前大华黑社会快速发展和蔓延的一个重要条件。
早在2001年，浙江省警方破获的张畏犯罪团伙就有涉案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2005年被摧毁的福建陈凯犯罪团伙牵扯出各级**官员113位，其中包括原福州市政法委书记和市委秘书长等高官，涉案官员遍布公安、法院和国有银行系统。《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1月亦有文章披露，在侦破辽阳系列涉黑大案时，共有64名党政机关人员涉案，其中一半是警察，其余还包括工商局、税务局、财政局、审计局、国土资源局和银行工作人员。此次重庆打黑，更是揭露出以文强为首的一大批**官员，特别是公安系统的工作人员长年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人。
最后，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大量形成，也与社会分化出越来越多生活无着人员有关。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改革进程的推进，尤其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分流人员及其家庭承担了较多的改革成本，加上部分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却无法找到就业机会的农民工，他们共同构成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
进入新世纪后，由于腐败和垄断导致的贫富严重不均，大华帝国出现了收入分配加速分化的现象，缺乏机会、个人处境改善无望迫使许多贫困人员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走上涉黑犯罪道路，成为获得“血酬”的暴力提供者。
据报道，河北林润良黑恶团伙20余名涉案人员中有近半数为无业人员，其余还有下岗职工和农民；而吉林展文波涉黑案中，19名犯罪嫌疑人有2/3是无业者和农民等社会底层人群。
由此不得不看到，大华转型时期黑社会的产生，甚至一段时期出现严重化趋势都和转型时期的制度缺陷有重大关系，特别是与法治缺失的关系最大。
在转型大华，法治缺失突出体现为法律还无法形成对各级**行为的有效约束。从前面的案例不得不看到，各级**并未充分履行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维护者的角色，在反垄断监管、推进金融市场建设和金融监管、产权保护、合约履行和提供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作为；然而，它们又一次凝色的一次依然掌握了太大的经济权力，在土地、矿山、资金的配置和市场准入、税收征管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往往又一次凝色的一次有太多不当作为。
近年来，尽管大华在**、**和法治建设方面已经有了明显进步，然而尚未达到社会不得不依据法律对各级**上述不作为和不当作为行动进行及时而充分问责的地步，当然更加谈不上不得不提出改正意见，并且监督、敦促**取得实质性改变。因此，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些根源性问题也就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
黑社会是一个历史现象。只要公权力出现真空或被软化，天然就容易滋生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一地的黑社会发展程度与当地的**施政能力、社会治理投入资源的多少高度相关。
就黑社会组织生存的养分而言，处于**管制下同时又一次凝色的一次拥有高额利润的特殊行业，譬如传统的黄赌毒和地下经济、走私经济，是滋生黑社会的温床。此外，进入门槛低、竞争手段单一、带有强烈本地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