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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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连对日绝交的能力都没有，又怎能遽尔对日宣战呢？“九·一八事变”的次日，即1931年9月19日，蒋氏在日记中写道：“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见黄仁宇《日记》第92页）在深知眼下没有强起御侮之力的前提下，蒋氏只得对日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尽量避免过早地把整个国家投入对日作战中去。不过，妥协退让决非无限期的。在1933年1月17日的日记中，蒋氏写道：“非与之一战，对内对外，皆不能解决也。”（见黄仁宇《日记》第96页）可见蒋氏深知，举国抗战的一天必将到来，妥协退让的全部目的，是争取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把这“国”准备得好一点，争取把一个稍稍像样些的“国”投入到与日对抗中去。在1933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蒋氏把这种缓兵之计说得很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惟一自处之要道乎？”（见黄仁宇《日记》第119页）这种缓兵之计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抗战的亲历者黄仁宇在《日记》中也有所说明：“在抗战展开之前五年内，蒋介石引用德国顾问，将陆军之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步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飞机六百架（虽然实际能对日作战的只有二百二十架）。南京政府又积极在各省督导修建公路，粤汉及浙赣两铁路也在这时期完成。1935年红军开始长征之后，中央军亦因‘追剿’，将力量推广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此后此地区即与陕西同为抗战之大后方。这种种措施构成了对日战争最低度之准备。此外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国有；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才使全面抗战可能。而蒋又令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诸人游说美、英、苏联各国，以争取外交主动。大概愈近1937年7月7日，以上准备愈为明显”。（第118页）明白了这种情形，我们也就读懂了蒋氏1933年6月3日的这则日记：
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见黄仁宇《日记》第100页）
二
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当然不是无条件的。如果是无条件的妥协退让，那也就不劳汪精卫1940年再来组织“伪政府”了（其实，即便是汪精卫，也一直在与日方讲条件）。不承认所谓“满州国”，不在割让东北四省的条约上签字，是蒋氏对日妥协退让的底线。换句话说，蒋氏在对日妥协退让时，始终坚守的一条，就是不在法理上损害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这其实也是在为日后的全面抗战预留地步。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间，发生过两次对日战役。一次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一次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结果，是与日方签订了妥协退让的《淞沪停战协定》；“长城抗战”的结果，是与日方签订了更加激起国内公愤的《塘沽协定》。关于“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一直说是第十九路军孤军奋战，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不给十九路军任何援助，也拒绝调江北部队参战。这是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到研究生阶段，都反复学到的现代史知识。黄仁宇《日记》中则有这样的说法：“至今多数人已了解第十九路军首先在淞沪挺身抗日，却只有少数人知悉2月中旬之后战局扩大，江湾以北迄吴淞战线全由张治中部承当，一周之内八十八师即死伤两千余人，以后战事后移，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亦在嘉定一带参战。至于后方之部署，不致使日军以四万之众挟新胜之余威进军南京，均由蒋策书，更无人道及。”（第92页）——用一句套话来说，在此次“淞沪抗战”中，蒋氏当了一回“无名英雄”。“长城抗战”失败后，蒋氏请已在莫干山隐居六年的义兄黄郛出山，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长名义北上，与日方接触。交涉结果，与日方签订了《塘沽协定》。在中国大陆，《塘沽协定》可谓臭名昭著，黄郛则更视作亲日的汉奸。黄仁宇在《日记》中则强调：“《塘沽协定》自是使全面抗战延缓四年”（第100页）。
《塘沽协定》只是起了停战之效，当然不可能阻止日方的继续侵略。1935年5月，日方又以中国方面破坏了《塘沽协定》为借口，向中国要求华北的统治权。6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长官梅津美治郎进行秘密谈判，双方订立了所谓的《何梅协定》。《何梅协定》更加令国人愤怒，何应钦也因此而遗臭至今。其实何应钦非常知道自己将因此而背上骂名，也极不情愿担负与日交涉的使命，只是在蒋介石、汪精卫一再晓以大义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扮演这“民族败类”的角色。《何梅协定》订立后，蒋氏在日记中写道：“呜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复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小子志之！”（见黄仁宇《日记》第102页）然而他知道，这还未到“最后关头”，应继续忍耐。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倭寇蛮横，非理可喻，未到最后关头，当忍耐之。”“本日性燥心急，内忧外患相逼而来，若不静敬知命，何以担当未来重任？”（见黄仁宇《日记》第106页）
一个又一个的“协定”，并不能让日方既得陇而不望蜀。蒋氏面临战又不能、和又不成的困境。于是，他想到发表一篇文章，名曰《敌乎？友乎？》，细细分析一下日本侵略中国的利害，让日本人知道，在中国的得陇望蜀，必将祸及自身。文章由有蒋氏“文胆”之称的陈布雷执笔。但蒋氏知道，文章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也不能以陈布雷的名义发表。蒋氏决定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蒋氏能想到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此文，真令人拍案叫绝。有一本大陆出版的《陈布雷传》，以小说笔法写了蒋、陈二人商议此文的情景。当蒋表示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此文时，陈布雷说：“蒋先生，这样处置好，徐道邻，名字也不错，慢慢与邻邦道来嘛。”＇3＇但这实在是传记作者在望文生义，大有损于陈布雷形象。徐道邻是北洋军阀徐树铮的第三个儿子。徐树铮曾留学日本，生前是所谓“亲日派”，与日本政界颇有关系。这是以徐道邻名义发表《敌乎？友乎？》的第一层妙处。“道邻”之名，则典出《孟子》。《孟子》中，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于是孟子有了一番说仁道智的教诲，齐宣王听了很惭愧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梁惠王章句下》）徐树铮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外交非常重要，便为儿子取名“道邻”＇4＇。对于《敌乎？友乎？》这篇文章来说，从“交邻国有道乎”中衍生出的“道邻”署名，真是再合适不过。这是以徐道邻名义发表此文的第二层妙处。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字道邻，这又可向日方暗示，如果日本把中国逼急了，蒋介石也只能学史可法，破釜沉舟、宁死不屈。这是以徐道邻名义发表此文的第三层妙处。徐道邻如果官阶很高，那文章的官方色彩就太明显，显然不合适。徐道邻如果官阶太低或纯粹是一民间人士，那文章也就没有足够的分量。徐道邻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在蒋氏的侍从室任职过，也担任过驻外使节，又曾任铨叙部典试司司长、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这样的经历和官阶，对于这篇文章来说，也真是天造地设。这是以徐道邻名义发表此文的第四层妙处。蒋介石当初未必把这四层妙处都想到了，但我们今天却不能不感叹：徐树铮真为蒋介石准备了一个好名字。
《敌乎？友乎？》着力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日本如能在数日之内灭亡整个中国，那当然万事大吉，如果战事要拖上数月甚至数年，那日本无异于自掘坟墓、自套绞索：“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的。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惟因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是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