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32章

的通病，谁也不能例外。只是因为政府工作，事体宏大涉及面广，容易引人注目，而经常成为谈论的对象。所以，政府并不是弄权的根源，而只是集中了专权者的场所，它正是给专权者以用武之地，使其得以显示生平的本色，任所欲为的场所。如果不是这样，把弄权的根源归之于政府，那么，人们只在作官期间才患这种流行病，而在作官以前和以后，难道就没有这种症状么？这是说不通的。本来，专权就是有权者的通病，他们一旦身在政府大权在握，就要迷醉于权力，进而滥用职权。也许因为政府或一家的具体情况，势非专权不可。然而，就一般人来说，如果平素受的教育和生活习惯中没有专权的思想作风，一旦参加了政府，就立刻学会弄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根据以上的论述，爱弄权柄和由此造成的权力偏重，决不限于政府，而应当说这是全国人民的风气。这种风气，就是西洋各国和日本之间的最明显的差别，现在必须探讨其原因，但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西洋人的著作里有这样说的：亚洲人弄权的原因，是由于气候温暖、土地肥沃、人口过多和在地理上山海险阻广阔，因而产生了极端的幻想和恐怖之念的原故。用这种说法来说明日本的情况，能否解决问题，很难断定。即使能解决问题，而这些原因都属于自然条件，人力是无可如何的了。所以，我想只就事物的发展来阐明弄权的原因。苟能找出原因，也就会有适当的对策。我们日本在开国之初，也和世界各国一样，若干人民结成一群，由群里膂力最强、智力最高的人物来支配一切，或者是由外来的征服者当酋长。根据历史记载，神武天皇就是从西方率领着军队来的。统治一群人民，当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作到的，所以在酋长之下必须有辅助他的人，而这些人可能都是从酋长的亲戚或朋友中间选拔出来的，他们同心协力，形成了一个政府的体制。政府体制形成之后，政府里的人便成为统治者，人民便成为统治的对象，于是就分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者叫作上或主或内，被统治者叫作下或客或外。因此，上下、主客，内外的区别，也就截然分开了。从此这两者成为日本人之间的互相关系上的两大分野，也可以说这是我国文明的两个因素。自古至今，人的关系虽然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都可归纳成为这两种因素，而没有任何一种可以例外（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统治人当然不是容易的事，因此，站在统治者立场的人，必须膂力与智力兼备，并且还须有些财富。既能具备膂力与智力且有财富，就可以得到统治者的权力。所以，统治者必然都是有权者。而王室则在这些有权者之上，集中他们的力量统治全国，当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了。同时，被统治的人民，由于王室由来已久，也就越来越服从它，自从神功皇后时代以来，屡有外征，由此可知，当时皇室已威服全国，毫无内顾之忧。后来，文化渐开，有了养蚕、造船的技术和纺织、耕种的工具，以及医儒、佛教的书籍等其他各种文明事物，其中，有的从朝鲜传来，有的是本国发明的，这样，人们的生活方式日渐丰富起来，但管理这些文明事物的权力，全部操在政府手里，人民只有俯首听命而已。不仅如此，连全国的土地以至人民的身体，也都成为王室的私有财产。换句话说，被统治者等于统治者的奴隶。到了后世，仍有“御国”、“御田”、“御百姓”等的称呼，这个“御”字就是尊敬政府的意思，也就是说，日本国内的土地和人民的身体都是政府的私有物。仁德天皇看到民间炊烟遍起，曾说：“朕已富矣”，这毕竟是出于爱民之心，视人民的富裕为自己的富裕，堪称心平气和的仁君了。然而，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天皇是把天下看成一家和自己的私有财产。在这种形势之下，天下大权都集中于王室，因而，权力经常偏重于一方面，一直到它的末代。总之，如前所述，从至大到微小的地方，一切事物都存在着权力的偏重，如把人与人的关系，分为千万个，就有千万个的偏重，把它归纳成一百个，就有一百个的偏重，若缩小到王室与人民这两层，则两者之间也有偏重，也就是权力经常是偏重于王室的一方面（国家权力偏重于王室）。
源、平二氏兴起后，天下的权力归于武门，似乎从此武门与王室平分秋色，人与人的关系为之一变，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源、平二氏或是王室，都是属于统治者的范畴，国家权力归于武门，只是这个统治者把权力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而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依然保持着上下、主从的形势，和以往丝毫没有两样。不仅如此，在光仁天皇宝龟年间，更下令天下，划分兵农，从人民中间选拔既富裕又有武艺者服兵役，使羸弱者从事农业。这个命令的精神在于，使富而强的人用武力保护弱小者，贫而弱者就得从事农业以供养武人，因此贫弱者越发贫弱，富强者越发富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权力的偏重更加严重了。根据各种书籍的记载，自源赖朝就任六十余州的总追捕使之后，在各郡设置“守护”，在各庄园设置“庄头”，从而削弱了以往的国司、庄司的职权，从那时起，所有的统治阶级出身、手下又有人的武士们，凡有可夤缘攀附者都当上了守护或庄头，他的部下便称为“御家人”，而受守护庄头的指挥，因此，都成了幕府的部属，并且还制定了每百日交代一次，轮流守卫妗值陌旆ā５搅吮碧跏贝榭鲆泊笾孪嗤诘酱Χ加形淙恕３芯弥沂保碧跆┦保谖逶露找允似镦‘仓出发，但到了同月二十五日，仅仅三日之间，东国的兵力就已全部集结完毕，共数达十九万骑之多。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地武人，经常忙于备战，根本没有时间从事农业，而依靠农民的供养过活。兵和农的界限愈分明，随着人口的增加，武人的数目也就愈多。源赖朝时期，曾把关东直属的武士，大部分派充各郡的守护，每隔三年或五年调动一次，后来，不知什么时候都变成了世袭的职务。北条氏灭亡，到了足利时代，这些守护便互相吞并，有兴起的，也有灭亡的，有被土豪驱逐的，也有被部下纂夺的，因而逐渐形成了封建割据的局面。概括地说，自从建立王朝以来，日本的武人，最初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各自掌握权力，拥护王室。在到妗质贝郧罢舛问奔淅铮鸾ソ岢晌舾尚〖牛獠庞辛舜笾詈钚≈詈钪啤５搅俗憷贝纸岢筛蟮募牛钦庑┘盼茨芙徊浇岷掀鹄矗饩托纬闪擞θ誓甏院蟮幕炻揖置妫臀淙说募⑹贝Ｎ淙税响璧纳缁崂铮欣牒暇凵ⅰ⑹⑺バ送觯窃谌嗣竦纳缁崂铮疵挥腥魏伪浠恢邮屡┮狄怨┓钗淙恕Ｋ裕谌嗣竦男哪恐校跏矣胛涿挪⑽耷穑淙松缁岬闹温倚怂ィ匀嗣窭此担抟煊谔焓逼虻谋浠挥写优怨燮溲荼涠眩ㄓ捎谖涿判似鸷螅瞥硕陨袢ㄕ拿孕牛湟娲υ诘诙乱延新凼觯?br />
根据新井白石的说法：“天下大势经过九次变迁，才到了武门时代，武门时代又经过五次变迁，才到了德川时代。”其他各家的说法也与此大同小异。这种说法，只是关于日本执政者的新旧交替，说它有几次变迁。直到目前为止，日本史书大都不外乎说明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象说评书者讲述战争故事那样记载战争胜负情况。就是偶尔涉及与政府无关的事，无非是记载一些有关佛教的荒诞之说，是不值得一看的。总而言之，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这是由于学者的疏忽，可以说是国家的一大缺点。至于新井先生的“读史余论”，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史书。该书虽然论到天下大势的变化，但实质上并不是天下大势的变化，早在王室时代局势已定。自从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种成分和划分了兵农以后，这种界限更加明确，直到今天，从未发生任何改变。所以，在王代的末期，虽有藤原氏的专权和太上皇的听政，但这些都是王室内部的问题，当然与天下形势毫不相干。后来，平氏灭亡，源氏兴起新建幕府于妗郑碧跏弦耘愠忌矸种凑憷肽铣钥苟宦钗嬖簦灾劣谥锸稀⒎岢际稀⒌麓ㄊ系认嗉讨凑群笸持瘟巳钦庵屑渲挥型持畏椒ǖ那勺静煌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