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38章

源平之乱时，征发之事不由政府，人民也无所适从。一乡一庄的土地，既要缴纳于官，又要缴纳奉于平氏和源氏，再加上间有奸宄之徒，从中抢夺粮食，无告之民，陷于涂炭之苦。后来源公秉政，郡设守护，庄设庄头，而国司、庄司仍然存在，人民俨如奉戴两君。……。到了足利时代，虽没有制定其他统治郡县的政令，但把国、郡、乡、庄全部分给了武士，租税则一任领主征用。此外，又征五十分之一作为自奉。例如，产粗米五十石的土地，抽出一石运往京城，充作将军的厨膳之用。也有时增至二十分之一。而守护、庄头更可以斟酌自己的需要数量，自行征收以致造成双重租税。……。至于“段钱”、“栋别”、“仓役”等的征收，更是不按时候。所谓“段钱”，就是按田地出的钱，等于目前的土地税；所谓“栋别”，就是房产捐，等于目前的房捐；所谓“仓役”，就是专向富农富商征收的，等于目前的财产税。在义满公时期，财产税是按四季征收的，在义教公时期，一年内征收过十二次，在义政公时期仅仅十一月份就征收过九次，十二月份又征收了八次之多。因此，农民背弃田舍流落四方，商旅倒闭不能交易。这是根据应仁记的记载。应仁记中还说：“自丰臣氏统一天下至文禄三年，才正式规定了全国租税制度，据此，三分之二归庄头征收，三分之一归农民所有”。又说：“到了开国初期（德川），因厌恶前代的苛刻，遂将租税减低三分之一（即所谓四公六民的法令），始解人民于倒悬”云云。
根据上述考证，古来我国租税无疑是非常苛刻的。到德川的初期，才稍为放宽，但是岁月渐久，又不知不觉地恢复了旧日的苛税。古来所谓有识之士，常认为农为国本，指责工商业者，缴纳赋税极少，或完全不缴纳赋税，饱食终日不劳而获，于理不合云云。但如果细察事情真相，工商业者也绝非不劳而获，偶尔也有极少数的富商巨贾过着坐享其成的安逸生活，但这也是依靠资本以谋利，无异于地主富农之拥有大量土地不劳而食。至于小商人，即使不直接向政府纳税，而他们在经营上的困难，也无异于农民。在日本，自古以来就没有工商税。因为没有税，所以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就自然增加，但是也有一定的限度，就是在农民的利益和工商业者的利益达到平衡时为止。譬如，农民们耕种公四成民六成（税率）的土地，所得固然不多，但在平常年景尚可勉强养活妻子。至于居住在城市里经营免税营业的工商业者，比起农民虽似有利，但仍然有很多人不免于冻馁。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有同业的竞争。本来全国的工商业就有一定的限度，在一定的地区内事情不增加，只增加人员，结果，十人可以作的事情，分给了二三十人，一百人应得的钱，分给了二三百人，应得三成利润的生意减低为一成，应得二千文的工资降低为五百文。由于同业间的互相竞争，自己降低了利润，结果给他人带来了利益，连农民也要得到这种利益。所以，工商业者表面上虽然无税，但实际上无异于有税的农民。如果工商业有获得厚利者，多半由于政府采纳了所谓有识之士的建议，设置种种障碍，防止了农民的转业营商，因而才能在人数比例较少的情况下，得到些专卖的利润。由此看来，农业和工商业，是利害一致的，同是从事有益于国家的事业的。虽然表面上存在着有税与无税的区别，但二者都不是不劳而获的，都是为国家积累财富的人民。
所以，在人的关系上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而在经济上则有生产者和不生产者之别。这就是说，农工商以下的被统治者是生产者，士族以上的统治者是不生产者。或者借用上段的名词，一种可以叫作积累的阶层，另一种可以叫消费的阶层。这两个阶层相比较，在劳逸得失上当然不公平，但是在人口过多，资本集中，在被迫互相竞争谋求职业的情况下，必然造成富者安逸，贫者劳苦的现象。这不但我国如此，也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病态，是无可奈何的现象，因而也就无可厚非了。况且，虽然把士族以上的统治者，叫做不生产者或消费者，但政府需要有文事武备，以维持国家的秩序，这是为经济的发展服务的，所以不能说政府的开支都是浪费。在我国的经济上，特别不合理而且特别不同于其他文明国家的地方，在于对待同一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消费时，不是抱着同样的态度。根据我国古来的一般情况，人民经常是积累财富的。例如按四公六民税法，人民以生产的六成供养父母妻子，其余四成缴纳政府。但这部分租税一旦缴纳之后，就不知去向，也不知作何用途；有无剩余，有无不足，一概不知；总之，人民只知积累而不知消费的情况。而政府在一旦取得这部分租税之后，也忘掉它是从何而来，也不知道是怎样得来的，把它看成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似的，不假思索，任意挥霍；换句话说，只知消费而不知积累。前面已经说过，经济上第一项原则是，积累与消费是同等的事情，必须同样看待。但由上述情况看来，却是以两种态度对待同一事物，这好比两个人写一个字，分为左偏右旁每人写一半似的，很显然，任何高明的书法大家也写不好。象这样把上下的心情截然分开，不仅所见到的利益各有不同，互不了解，甚至看到对方的举动，也互相不以为然。这样，怎能不产生经济上的不合理现象呢？应该消费的不消费，不应该消费的反而消费，根本不能得到应有的平衡。足利义政在天下大乱之际，兴建银阁寺，在别墅的屋脊，装饰珠玉金银，糜费达六十万缗之巨；只修建高仓官邸的一面隔扇就花费了二万钱。由于奢侈无度，虽一再向人民大量剥削地税房捐，但国库仍然空虚，毫无积蓄。这可以说是上下都贫困的时期。太阁在内乱以后，兴建大阪城，接着又远征朝鲜，对外有巨额军费开支，内有宴乐的铺张浪费，而竟能用黄金铸成金马贮藏起来。这可以说是下贫上富的时期。又如历史上以贤明见称的北条泰时以及时赖、贞时等，大约皆自奉俭约。至德川时代，在其初期，明君贤相辈出，政府的措施无可非议，如与足利义政等时期相比，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也未听说民间有致富而兴办大事业的。作为北条及德川的遗迹流传到今天的，最著名的是妗治迳健⒔С恰⒚盼莩恰⑷展馍健⒍Ｉ健⒃錾纤碌鹊龋庑┕偶６际欠浅：晡暗摹５钊瞬唤獾氖牵谀歉鍪贝娜毡荆裁匆私ㄈ绱司薮蟮墓こ蹋欠裾媸鞘屎嫌诘笔比玫那榭瞿兀空馐俏也荒苤眯诺摹Ｔ偃绻谙钟械某浅亍⑸裆绶鹚碌墓偶＃痛蠓稹⒋笾印⒒虼笏略旱冉ㄖ铮绱诵畚埃蠖疾皇窍笳魃竦婪鸾痰牟ⅲ皇潜砻鞫啦镁魅ㄊ频那渴⒍选５笔彼淙灰灿猩偈拦登鹊慕ㄔ欤霾皇浅鲇诿褚猓皇怯捎诘笔本嘤兴镜鹊暮檬拢此娇疾烊嗣竦募部啵死樟恕１纠矗谌嗣衩挥兄兜墓糯蓝献ㄐ校彩鞘扑厝唬睦锘嵊腥颂岢鲆煲椋克裕霾挥Ω靡韵衷诘难酃馊テ兰酃糯氖欠牵牵压也聘坏幕酆拖呀厝环挚诰蒙显斐晌尴薜牟缓侠硐窒笳庖坏悖虿宦墼诿骶拖嗟氖逼诨虮┚劾舻氖逼冢嘉茨鼙苊狻Ｕ庵智榭鲆斐Ｃ飨裕院笫烙Ω糜屑按耍悦庵氐父凑蕖Ｋ淙凰得骶拖嘈氚巡聘挥糜诒匾氖乱瞪稀６飧霰匾歉菥嗟囊馑季龆ǖ模裕皇浅鲇诟鋈说南埠茫写游浔肝匾模幸晕氖挛匾模灿幸哉嬲谋匾匾模灿幸圆槐匾匾摹Ｔ谧憷逭逼冢铝罘铣磺薪璐踉迹私猿莆抡Ｔ诘麓ㄊ贝灿欣嗨频睦印Ｕ庵智榭觯绻诱此担坪跻彩堑抡９诘幕壅叨杂谙颜卟扇×怂亢敛患庸实奶龋颜咭膊皇橇咳胛觯浅鋈肴尴拗啤Ｕ皇强吹饺嗣裆畈槐裙セ担妥砸晕亲畲蟮娜收鸬木筒还芰恕Ｄ昴晁晁攴锤醋苁钦庋獗呋勰潜呦眩拖罅礁鋈斯残匆桓鲎郑恢绷鞔郊赴倌旰蟮慕袢铡Ｈ绻压沤褡饕槐冉希疾烊玫姆⒄构蹋浣降某倩海翟谑蔷说摹＠纾诘麓ㄊ贤持蔚亩傥迨昙洌诖游从帽饪梢运凳鞘澜缟虾庇械奶搅恕４υ谡飧鍪澜缟峡涨暗奶绞⑹溃毡救嗣袼溆蓿ひ账洳环⒋铮鬯浠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