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集要》第87章

，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部队支持援助，都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同年3月19日，中央军委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任务的决定》，要求各部队为“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各部队“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从此，三支两军工作陆续开始。至1972年部队先后派出280多万指战员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全国省、地、县三级均成立了支工领导机构（如支工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县级以上企事业单位和大、中学校均派驻了军宣队或军代表，对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气象、机要、国防工厂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　
“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如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消”。此后三支两军人员就陆续撤回部队。　
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人民解放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　
在武斗激烈、“打砸抢”盛行的严重局面下，许多指战员临危不惧，制止武斗，阻止“打砸抢”。有时还需用人墙隔离武斗的双方人员，忍受群众的殴打和辱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城镇居民武装巡逻、送粮、运菜、运垃圾；保护商店、粮店、旅店、影剧院的正常营业；组织恢复公路和铁路交通，担负押运、护车、护路的繁重任务；取缔危害社会生活和秩序的打砸抢反动组织和团体；支工支农宣传队深入工厂、农村宣传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与广大工人农民群众一起，同外流、旷工、停产、擅自离职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作斗争；为把生产搞上去在人力、物力、车辆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起到了积极作用；担任军管的部队保卫了边海防要害地区、重要单位和公检法专政机关，使这些地区、部门和系统的安全和秩序有了基本的保障，避免了外来的干扰和冲击；军训队还动员、教育、组织广大师生返校闹革命、复课闹革命，组织学生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增强了广大青少年的军事素质和组织纪律观念。正是由于“三支两军”，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由于“三支两军”在总体上是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它助长了派性，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损害了人民军队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降低了人民军队的威信，严重影响了军政、军民团结；破坏了军队内部的团结，单位和单位之间由于各支一派造成隔阂；它把林彪的“突出政治”、“三忠于”、“四无限”带到地方，加剧了个人崇拜，又把社会上的派性、无政府主义和一些不正之风带到部队，破坏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消除“三支两军”造成的消极后果十分重视。为了统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中共中央于1979年12月14日发出了《关于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通知》，指出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一条，是要历史的看待“三支两军”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致使地方党政群组织瘫痪，打砸抢成风，全国处于“全面内战”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当时对稳定大局起了积极的作用，成绩是主要的。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在工作中发生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造成的，其次也由于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某些问题还同领导上的错误指示有直接关系。当然，在“三支两军”中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应该虚心听取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主动进行自我批评，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地方同志则不应该苛求他们，而应当持谅解态度。经过军队和地方的努力，妥善地解决了许多遗留的问题，拥军优属、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江青、康生等制造“二月逆流”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全国一片混乱，迫害领导干部之风愈演愈烈。从上海“一月风暴”开始掀起夺权运动，使全国党政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生产秩序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国民经济日趋恶化。在“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局势面前，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政治局碰头会和其他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表示了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义正辞严的斗争。斗争主要围绕着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一是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二是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打倒；三是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　
1967年1月19日、2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会上，林彪先前提出的在军队中全面搞“大民主”，遭到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委副主席的反对，坚持保持军队的稳定；针对江青、陈伯达等人企图从总政人手，打开缺口，搞乱军队的阴谋，叶剑英拍案而起，警告那些野心家不会有好结果。徐向前也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这就是后来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2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人同康生、陈伯达、关锋等人再次交锋。叶剑英质问陈伯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愤怒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啦，难道我们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剑英责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为上海公社，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陈伯达等人被问得瞠目结舌。　
更加激烈的斗争发生在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上。在此前，周恩来鉴于各地揪斗党政领导干部的情况十分严重，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把20多个地方党政负责人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但上海却把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扣住不放。会前，在怀仁堂门口，谭震林碰到张春桥，便问他：“陈丕显来了吗？”张春桥却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呵！”谭震林严肃地说：“党可以做工作嘛！”张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气愤地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于是会议一开始，谭震林首先提出陈丕显的事，他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痛斥张春桥等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谭震林越说越气愤，拿起皮包，穿上衣服一边走一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虽然没有人选我为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