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衙门》第27章

然而又有一个疑问：夏宗彝也罢，夏祖彝也罢，两个人从小　到大，总少不了有许多同宗、同族、同乡、同学等各种社会交往关系吧，冒牌的夏老爷不见　得能把所有这些认识他本来面目的人都用钱塞住嘴巴，何以能在金坛、吴县两个衙门里鬼　混了这么些年而不破行迹呢？　
这个疑问，又引出了古代任官制度上的另一个环节——回避制。州县衙门的大堂两边，　照例都竖有写着“肃静”、“回避”字样的虎头牌，那是用来警戒老百姓的。反过来，老爷　们所以坐在这个公堂上而不是坐在另一个公堂上，也可以说是“回避”的结果。　
众所周知，早在夏商和西周时，任用官职的主要依据，是看被用者与君主的血缘关系亲　疏程度。可是到了战国时代，一些有作为的君主开始讲究用“任人唯贤”来取代“任人唯亲　”了，遂成为两汉开始形成的任官回避制的先河。再往后，越搞越精致化，有了宗室回避、　亲属回避、籍贯回避、职务回避等各种道道儿。比如三代以内的宗亲、姻亲，不能在同一个　衙　门里任职，凡职责相连或监临检察的官职，亲族内均需实行职务回避，哪怕是上下级几个衙　门内也一概适用。清朝时的亲属回避，甚至扩大到师生故朋，有过老师、同学、同门、同年　关系的，也得回避。对于出任地方官员的人来讲，最叫绝的是籍贯回避，讲白一些，就是本　地人不许做本地官，哪怕只是驿丞、闸官这一类芝麻绿豆儿，也得距离故乡远远的。《册府　元龟》上记有一段唐朝时分派小官出任州县去向时的场景描绘，十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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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官员问候选人〕“何方便稳？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云亲老　先任江南，即唱之陇右。论者莫能测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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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其意”很简单，就是怕你在当地有太多的社会关系，会编织起一张违背王　法的人情网来。明朝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　像是黄河长江互相大流动。清朝时稍许松一些，但本省人绝对不许当本省官，如果是邻省，　起码也得距离老家500里之外。其中多给一点面子的是学官，可以不回避本省，但也须隔府　任职。此外，只要有事实情理可依，籍贯回避的外延亦可突破制度而扩大。如乾隆时，台湾　凤山知县出缺，已赈定广东籍的杨必诜赴任。但闽浙总督崔应阶得知凤山居民中有不少人原　籍在广东，“诚恐〔杨必诜〕公则权怨，私则徇情”，便奏请换人。结果是朝廷“议准”之　外，又订出一条新的规定：“嗣后台湾文职各官，凡籍隶广东人员，俱令回避。”其后，在　充分调查台湾人口构成的基础上，才将回避范围从广东全省收缩到惠州、潮州、嘉应三属。　
任命状·身份证·回避制（3）
回避制度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对克服亲属关系对地方政治的干预侵削有一定作用。而　对于夏祖彝这类盗名冒官的人来说，倒又是防止暴露的有效措施了。当然比较起来，越是品　秩低微的，越是容易滥充假冒，到了州县正官佐NB032一级就不太方便了，因为这一级　的官员常　要去府署和省署参见上司或出差，和各种人照面的机会多一些，出纰漏的风险也就大了。所　以夏老爷冒官案被揭发后，舆论以为“空白NC022付，李代桃僵者，往往而有。若文官　至七品以　上，必可稽考，况难荫有奏案，经魁有榜名，是可伪也，孰不可伪也！”（《徐珂《　清稗类钞》）大清王朝的末世之象，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或问，是否天下州县衙门里的官员，全为外省人氏呢？倒也不是，自古以来，有两个例　外：　
一是川、桂、滇、黔、陇、湘、鄂等省份内的少数民族聚集之区，自秦汉以来，始终　采　用官其酋长、随俗而治的办法，到了元代时更形成完整的土司制度。一方面，在这些地方也　设州县衙门，但朝廷派去的官员“平居给膳度日，年满候升而已”，主要管理汉族百姓的事　务；另一方面，又有一整套土司系统，自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名目以下，有土知州、　土知县、土州同、土县丞等各类和汉职名称一样的官职，全由当地大小酋长担任，并且是世　袭的。这是一种尊重民族自治自决的政策，不过往往被那些酋长们歪曲利用，专擅予夺，甚　至　连广大少数民族同胞也为之强烈不满。因此到了清朝前期，开始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即分批撤销土州县官员，改派流官治事。从历史效果看，其进步作用是很明显的。　
另一个例外倒是出在中原地区，即孔夫子的故乡山东曲阜。据说从唐代以来，曲阜县令　概由圣人后裔担任，人选由衍圣公保举。直到清朝乾隆二十年（1756），白钟　山以河道总督兼　山东巡抚，专门上疏，极言曲阜知县由孔氏世袭的不宜，“邑中非其尊长，即系姻娅，牵制　狎玩，在所不免。请改为在外拣选，不必拘用孔氏一家。”乾隆将此建议交给吏部讨论，结　论是采纳。于是给了原任知县一个世袭六品的优待政策，从此曲阜县衙门里也得全面实行回　避制度了。　
回避制度，特别是亲属回避、职务回避等内容，也许迄今尚未消失其借鉴意义，不过在古代　时，其中的籍贯回避这一项，却很引起州县衙门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不利于吏治的景观产生　。这儿先顺带说说其中的一样，即语言交流障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人们不难从贺知章的这两行诗里，得知古人外出仕宦多年，到老来也不脱故乡口音。这等情　况与“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回避制度一搅合，将会造成什么现象呢？《南亭笔记》上说　梁鼎芬在湖北当学官，给学生讲课时，一口广东官话，大家都听不懂。孰知柳宗元在柳州坐　衙的情况，比其还窘，“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　甫作文身”（《柳州峒氓》）。大堂上办两件公事，他那一口山西话，当地人　听不懂；当地人　说的话，他又听不懂。交流起来，还要用不同的语言几经翻译，谓之“愁向公庭问重译”。　倘若自正堂以下直到未入流辈，数十个官员分别来自天南地北，衙参时陆续发言，彼此寒喧　，岂不成了说相声的好素材？
五斗米·职分田·养廉银（1）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冬天，大诗人陶渊明辞去了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　官职——彭泽县县令。有关这次辞职的经过，萧统的《陶渊明传》叙述得最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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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　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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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故事的缘起，很像刘备在安喜县尉任上的遭遇，不过刘备比陶令厉害得多，临走前用　棍子把督邮狠揍了一顿；而陶令只会吟诗，不会打人，便来了个君子动口不动手，挂冠前留　下了一句“岂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名言。　
也正是这句话，一直成为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课题。有人认为此言应当作“不能对五斗米　道下腰鞠躬”解，也有人释成“不能为求一饱之故折腰”。不过最占上风的观点，则是将五　斗米解释作东晋县令的俸禄，换句话讲，就是“不能为区区五斗米的俸禄而折腰”。但是也　有提出质疑的，要说陶令的年俸或月俸是五斗米，自然不可能，即便是日俸吧，似乎也对不　上号。一天五斗米，一月就是15斛，一年才180斛，而考之晋朝制度，县令的年俸应是400斛　，怎么会相差220斛呢？该不会被管财务的主簿贪污了吧？若是从这条思路上著力，问题就更　复杂了，恐怕还得搞一场查账目反贪污运动。　
这当然是说笑话NB024。不过，由这个五斗米提起，了解一些古代州县衙门官员的　俸禄情形，也是挺有意思的。　
西汉时官吏的俸禄，全发粮食，每年领取多少粮食的重量，就是他们的品秩，于是就有　万石、中二千石、二千石等种种名目。县令的年俸从600石到1000石不等，县长的年俸从300　石到500石不等，县丞、县尉、主簿等佐NB032官员，从比六百石到比百石之间，各级均　有。从　东汉开始，俸禄的形式有了改变，统称为石，实际上是发一部分粮食，发一部分现钱；这办　法颇受官员们欢迎，因为在此之前，官员要用现钱的话，得设法把粮食卖掉或用以交换其他　物品，到底麻烦一些。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