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衙门》第28章

把粮食卖掉或用以交换其他　物品，到底麻烦一些。陶渊明的那个引起争论的五斗米，其实也与钱谷混合的官俸制度有关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晋百官表注》说：“四百石，月钱二千五百　，米十五斛。”　这位陶令按月得2500钱，米15斛，以每月30天计，恰好是一天五斗米。古今量器不同，五斗　米究竟值多少，需与同时代人作个比较。《梁书·何胤传》上记何胤自称，“吾年已五十　七，月食四斗米不尽”。县太爷一天的俸米，可供一个年近六旬的人食用一月。无论怎么讲　，衙门里的这份法定收入，不能算是太低吧？　
其实再深究起来，陶令的俸禄还不止钱谷两项。从西晋开始，官场上又有品官占田制，　占田上的收获，全归官员。西晋时连九品官亦可占田十顷。可是到东晋时，半壁江山丢了，　只好大家“减薪”。据萧统《陶渊明传》上讲，陶令占田是三顷，他想全部种上秫（　糯米之　类，可以酿酒），说是“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可县令太太不答应，“固请种粳　（大米之类）　”，夫妻坐下来，开个生产研究会议，最后决定是“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当然，这种田的事是“悉令吏种”，用不着陶令自己去打赤脚下田的。据陶渊明在《归去来　辞序》中自述，在辞官之前，他曾“犹望一稔”，意思是等占田里谷物熟了，全收下来再走　吧。谁知武昌传来了他妹妹病死的消息，这才下决心赶快开路。照作者揣测，“犹望一稔”　倒更像是他太太的意见，眼看稻米长在田里没法带走，岂不可惜？而妹妹的噩耗，则正好替　陶令动员太太立即走路提供了借口。　
南北朝官员的俸禄，大多是依循两晋，但是从有关史料来判断，占田上的收入是以年度　为发放单位的。《南史·循吏列传》上说，“时郡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　皆入后人”。襄垣县令阮长之将去任时，后任还没有赶到，“以芒种前一日解印绶”，是一　种品德高尚的表现，被史官记载进《南史》中；他倒没考虑到因此一来，襄垣县衙门里会有　一个权力真空的过渡阶段。大概这种以芒种为断的收入分配法会引起不少交接印绶时间上的　麻烦吧，况且也不太合理，“始以元嘉（南朝宋文帝年号，424～453）末改此　科，计月分禄”　。不过照作者想来，田里的谷物不是每月一熟的，不见得去任官员到秋收时再专程前来割禾　折算。那又该如何“计月分禄”呢？恐怕只能是提前“发薪”了。　
隋朝的俸禄完全还原到西汉，就是谷物一项，京官正一品禄900石，最低从八品是50　石；州县衙门里的官员，按管理的户数给禄，比照京官，数目当然不会高。唐代又是另一套　，最初是土地、实物和钱货三项并行。土地叫职分田，七品官是三顷，八品是二顷五十亩，　九品是二顷。职分田皆取百里内之地，一般按亩收六升的租率出租，不再像陶渊明那样“使　吏耕种”。若按土改划成份的标准来衡量，那会儿的州县官员都是土地出租者，可以戴上官　僚地主分子帽子。但是从一些史料记载来分析，唐代时职分田上的收入似乎又是以年度为发　放单位了。《封氏闻见记》上说，“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米。高利自濠州　改　楚州，欲以米让前人，乃到处淹泊，候过数日始到。士论称之。”这种行为和南朝时的阮长　之差不多，都是古代州县官谦让俸禄的佳话。
五斗米·职分田·养廉银（2）
唐官的实物收入，仍旧是粮食，一年发一次，可是地方官一粒米也不给。贞观八年（　634　），中书舍人高季辅上表，说是这样不合理，这才制定外官禄，分春秋两季给付，有　时也用　盐代替。说到州县官员的现钱收入，更复杂一些，前期的办法是用出租“公廨田”的租息按　职务高低分配，先以县太爷定个数目，县丞取太爷的二分之一，主簿县尉又减县丞三分之一　领取，以下更有几分之几的讲究。换句话讲　，各人收入多少，是同当年“公廨田”的租价高低直接联系的。“安史　之乱”以后，国家给州县官员制定了统一的俸钱标准，县令是四十贯，县丞三十贯，主簿和　县尉　各二十贯，按月支取。但是依照“两税法”，全国都实行地方财政包干，比较富庶的州县，　官　员的实际收入远远超过额定数字；反之，那些贫困地区里，州县官很可能连定额也拿不到。　一句话，收入是丰是薄，全看“本单位”的“经济效益”。　
北宋起，俸禄以货币为主了，这和当时商品经济已获得相当发展的社会经济形势是相一致　的。依王NC031著《燕翼诒谋录》披露，宋初时官员俸入极微，县令月俸不满十贯，而　且三分之二发给茶叶、盐和酒等国家专卖品，县尉的月俸才三贯五百七十，比起唐代来不知　要减了多　少倍。到了真宗景德三年（1006），有过一次“普调”，京县知县的月俸升至　现钱25贯，米麦　共7斛。但是地方上官员的现钱收入仍不及京官，每月只能拿定额的四成。彭乘所著《墨客　挥犀》上，记有一则小故事：一位县尉刚刚上任，有个举人写信向他哭穷，希望他资助点粮　食，县尉作诗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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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贯五百九十俸，虚钱请作足钱用。　
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凉。　
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　
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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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贯五百九十之数，当是“普调”后的标准，但仍是“虚钱”，兑现时还是打折扣的。　其实早在唐代时，就有国家财政困难时官员一律支半薪的做法，如能搭一部分实物发放，还　算是不错的。然则尽管如此，一个进士出身的县尉还要抱怨家属吃糠，僮仆挨饿，衣物押　在当铺里没钱取回，要想开荤吃点肉亦困难。其实只要是小官，都还有半斤肉票供应，沈括　《梦溪笔谈》记：“旧制三班奉制，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祥符（宋真宗年号，　1008～　1016）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　日富　，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估计是又加了一次薪　。　
当然，月俸高低，应该与物价作横向比较。周密《浩然斋雅谈》录有一首绝句：“小小　园林矮矮屋，一月房钱一贯足”；《续资治通鉴长编》记熙宁七年（1074）时　官卖粮价，是“　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中等粳米每斗为钱八十五文”；《梦溪笔谈》载“京师食盐，斤不　足三十五钱”；《铁围山丛谈》载大观（宋徽宗年号，1107～1110）时，“售　鱼可二十鬣，大小　又弗齐，问其直，曰三十钱也”。照这些价格推测，县尉一家的温饱生活是可维持的。何况　除了月俸外，还有什么茶汤钱、厨料、薪炭等名目，加拢来真不错了。　
州县官员的月俸，是到任后才发给的，估计是只要赶在月底前报到，就可支全薪。《梦　溪笔谈》记信州杉溪驿舍中墙壁上，有一篇数百字的“自述”，作者是一位少妇，自言是一　个州县下僚的儿媳妇，公公为早拿一个月的月俸，竟不顾媳妇分娩才三天，催着全家跟他赶　路上任，现在自己病倒在杉溪驿内，眼看快要死了，特留下遗书在壁上，要让过往留宿的人　都知道真相。据沈括记忆，这个州县小官姓鹿，名字忘记了，但读过这篇控诉的人，都特地　去驿后凭吊这位少妇的坟墓，又题诗痛骂鹿某，墙壁上写满了，好事者又将其编成一本书，　题为《鹿奴诗》。可惜这本书现在找不见，不然定能从中获取不少有关当时州县月俸的知识　，也可了解一些舆论对此的看法。　
宋室南渡后，官员俸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瞿宣颖先生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引黄　庶《伐檀集·自序》云，“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月禀于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洪　容斋（迈）谓，今之簿、尉盖七八倍于此，若两斛七千只可禄一书吏小校。”　不过很可能那时　的物价涨幅也相当大。到了明代，又发生了大转弯，官员的俸禄远比宋元低微，并且是　米钞搭配，县太爷年俸为90石，丞、簿、学官等由78石到66石不等，未入流　的杂职才36石，其中十之七八给米，现钞才十之二三，杂职则全部给米。米和钞怎样折价呢　？据《大明会典》载是一石折钞20贯。《典故记闻》又说到了宣德九年（1434）　时，礼部尚书　胡NC032兼